2018年暑假，一直关注性别问题的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张莉想到一个问题：改革开放四十年了，中国女性写作者的性别意识到了什么样的程度？中国新一代女作家的性别观是什么样的？她们自己如何理解女性写作，她们的态度与前辈的态度相比有变化吗？一百年，中国女性写作走到了哪里？
张莉给三十几位女作家发去了邀请函，让她们做了一次问卷调查，调查结果发表后，引起广泛关注。随后，张莉意识到，研究领域通常只关注女作家的女性意识，而很少注意到男性作家性别观之于创作的影响，但后者其实也是当代文学性别研究的重要构成。于是，她决定向当代新锐男作家发起一个广泛和深入的调查，对象主要以活跃在文学现场的“70后”“80后”作家为主，但也包括一些“90后”作家及部分
（上个世纪）
60年代末出生的代表作家。她要求答者从五个问题中选择最想回答的问题。
给男作家的问卷里的五个问题是：
1．在书写女性形象时，你遇到的最大困难是性别吗？你在创作中会有意克服自己的“男性意识”吗？你如何理解文学创作中的两性关系？
2．最早的性别观启蒙是在中学期间吗？你如何理解女性主义与女性写作？
3．说一说你喜欢的作家或作品及其理由，你认为这位作家的性别观可以借鉴吗？
4．伍尔芙说，优秀写作者都是雌雄同体的，你怎样看这一观点？
5．你怎样理解和看待性别与权力的问题？
调查结束后，张莉收到六十位男作家的回复。2019年3月1日，对当代六十位新锐男作家的性别观调查发布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微信公号，随即引起广泛关注。
3月8日，张莉与北京大学教授贺桂梅、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杨庆祥、作家鲁敏一起在北京的小众书坊就“我们时代的性别观”这一主题做了一场交流会。
从左到右依次为罗皓菱、鲁敏、张莉、贺桂梅、杨庆祥。
最近这两年，中国社会对性别问题的关注热情在显著增加，尤其是80后、90后的年轻人。在贺桂梅看来，这是近40年来当代中国第三次关注性别问题热潮的时期。第一次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当时提出了“女性文学”。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谈女性文学，是要把女性文学和“男女都一样”的文学分离出来，强调女作家的差异性。第二次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世界妇女大会造就的热潮，更多会强调性别差异、批判男权。但当时，主流社会的态度普遍认为，中国的女性不是不够解放，而是解放过度，因此，后来的“女性写作”变成了“美女写作”、“身体写作”，完全与商业结合。但最近四五年，大众开始用非常认真的态度重新讨论中国社会的性别不平等的问题或性别观念的问题，贺桂梅称之为第三次关注性别问题的热潮。
四十年来，中国社会关于性别问题的讨论，文学界一直扮演着特殊的角色，文学家和批评家们相比其他学科领域，在性别问题的讨论方面，一直比较前沿。但同时，贺桂梅也注意到，自从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虽然性别问题一直是文学界讨论的问题，但是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落差”：批评界或理论界更愿意谈性别问题，创作界和作家不大愿意谈。比如张洁的《方舟》等作品在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出版时，被国内评论界认为是真正的女性文学，称她是中国的女权主义者，但张洁不想被定义成女权主义者，认为这个说法像在骂人。同时，在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女性文学热”中，女作家普遍不太愿意接受女权主义、女性主义的说法，只有少数女作家如林白、陈染、徐坤等愿意接受。
为什么作家拒绝或不愿意谈论性别问题？贺桂梅称其中一个原因是人们对“女权主义”的妖魔化理解，她主张今天要为“女权（性）主义”做一点辩明，可以把它的涵义放得更宽。“所有那些认为在性别关系上，女性相对而言受到不公正待遇的人，那些承认这一点，并努力加以改变，追求更和谐未来的人，所有这些人都可以叫女性主义者。”
贺桂梅也提到另外一种拒绝谈女性主义的理由，是“国情论”，认为女性主义是西方的，中国有中国特色和独特情境等。但她认为，女性主义是一个特别世界化、最有全球性品质的运动形态，不能用中国特色拒绝女性主义普遍的解放意义。
部分男作家用性问题取代了性别问题
看完60份男作家问卷的感受后，贺桂梅一方面觉得没有哪一个作家说的话让她特别不舒服，那种特别男权主义、具有挑衅性的回答很少见，男作家们都不否认我们应该追求性别的平等，而且愿意为这个来努力，这是时代的进步。
但同时，贺桂梅觉得不满足的是，作家们关注性别问题的自觉度不够高，认为需要讨论性别问题的热情也不是很高。她发现，许多人对女性问题和性别不公正本身没有那么明确的意识，几乎没有一个作家会首先承认女性确实处在更不利的位置。相反她看到有两三个作家说女作家更好混，因为她们被保护之类的言论。
贺桂梅发现，作家们在问卷调查中说得最多的话是，“我首先是一个人，然后再说我是男人还是女人”，“我首先是一个好作家，再来跟我说男作家、女作家”。类似的话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时候就开始说，三四十年过去，似乎没有多少变化。
针对这份问卷调查，贺桂梅提出两个讨论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要区分“性”问题和“性别”问题。她发现大部分男作家是用性问题取代了性别问题。比如，张莉的问卷调查里第二个问题涉及最早的性别观启蒙，贺桂梅发现男作家回答的内容基本上都是“性启蒙”。而且，他们把性看成很自然的东西，是一种生理性的差别：我是男人，我当然有男性意识。你是女人，你当然有女性意识。我们俩本来就是不一样的人。在她看来，这样讨论问题没有意义，关键是建立在生理性的看似自然的身体差异基础之上的性别身份中隐含的权力关系。因此，贺桂梅认为要把性问题和性别问题分开，两者密切相关，但不能被取代。“性”更多跟生理、身体的自然化差别以及带出来的欲望关系连在一起，但是性别，也就是“性之别”，这是社会文化的建构，背后包含权力关系。
用“性问题”取代“性别问题”对作家创作会带来什么影响？贺桂梅认为，这导致作家们在创作时更关注跟青春期的恋爱、身体相关的叙事层面，而不大关注更宽泛视野的女性遭遇。这样的情况不仅发生在男作家那里，女作家也是一样。贺桂梅注意到，很多女性结婚之后就不太爱谈性别问题了，但事实上结婚之后性别问题才真正开始，男人跟女人在社会里的真正差别更明显地体现在婚姻家庭的层面。她自己的立场是，只要生孩子这件事还是只有女人能做，男人做不了的话，谈女性主义就有必要。
反对性别立场先行，所以就不愿意谈性别问题吗？
贺桂梅提到的第二个问题是文学创作和性别立场的关系。贺桂梅同意，在文学创作中要反对立场先行，因为如果一部作品仅仅是一个女性主义宣言，那肯定不是高层次的作品。但她也意识到，很多人的逻辑是，既然反对性别立场先行，所以就不愿意谈性别问题。在贺桂梅看来，这是不同层次的两个问题，不能因为反对立场先行，就否认存在着性别问题。
既不是立场先行，又不否认性别问题的存在，那应该怎么办？贺桂梅想到黑格尔的一个说法，人类的认识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感性”，这是一种情绪性、感官性、体验性的个人经验。第二个阶段是“知性”，是理论化的认知过程，通过概念、逻辑化使说不清的、情绪化的东西变成自觉的理论的整理，女性主义理论相当于第二个层次。第三个层次是“理性”，是更高的一个层次，一方面有知性的理论自觉，但又不是概念化的，会把感性的丰富、厚重、复杂融合起来，理性是“具体的普遍性”，或者“具体的总体性”。
贺桂梅期待作家在处理性别立场和文学创作的关系时，到达的是第三个层次，既有基于个人经验的对性别关系的复杂体验，同时也有对性别问题的自觉反思，但同时超越这两个层次。
现场一位观众提到一个问题，美国华裔文学里，由于以女作家为主，因此经常把父亲或者儿子写得非常弱化，或写得很女性化，这是否是一种形象塑造的出路。贺桂梅认为，最有力量的女性主义作品不是把男人的形象变得很弱，充满了控诉的悲情和受害人意识，那样的作品可以变成一个宣言。但是更好的女性主义作品是在那种看起来最日常的男女关系、父女关系里，让读者体会出无言的伤害。
“什么叫有力量？可能有时候一部宣言式的、控诉式的作品会特别有召唤力，但是对于更成熟的人群，他或她希望把这个问题放在一种看起来很日常的层面，把幽微的权力关系体现出来。”贺桂梅说。
为什么男性只能以不疼不痒的方式谈论女性问题？
作为现场唯一一位男性对谈嘉宾，杨庆祥谈道，他不会以“我首先是一个人，然后是一个男人”的思维来谈论问题，恰恰相反，他认为自己首先是一个男人，是被自己的性别和自己所生活在其中的家庭、朋友一起塑造的“男性”，他只能站在这个角度来谈性别问题。
杨庆祥谈到他个人的成长经验中两方面的冲击，一方面是特别大男子主义的父亲给他的教育，另一方面由于从小由姑姑带大，有时候甚至被当成女孩子打扮，这样的经历让他对女性的命运抱有深切的同情和同理心。
然而，男性的同理心是没有限度的吗？杨庆祥讲到《圣经》上的一个小故事，上帝在安置好亚当和夏娃的时候，突然说不好。作为全知全能的上帝，他知道不好，但是他又造了男人和女人，这个不好是不是不应该分男人和女人，而是男人身上应该有子宫？在杨庆祥看来，当男人不能生孩子的时候，意味着男人永远不可能同理到那样一种程度，永远可能会是以不疼不痒的方式来讨论女性问题。
电影《时时刻刻》中的场景。
杨庆祥意识到，尽管有姑姑带来的女性化的养育方式的影响，但是后来他渐渐把小时候培养的那种女性气质刻意屏蔽掉了，他要打造一个很man、很强壮、可以给人以稳定感的男性形象。每次当他要在朋友圈里发意乱情迷的诗的时候，他都会把这种感觉压抑下去。他发现，当他特别想在写作里呈现那些放荡、迷狂、妖艳的元素时，他找不到这样的词进行表达。因此，在杨庆祥看来，整个男性和女性的问题是经济结构、美学结构的问题，是一个系统的工程，他对怎么对其改造非常悲观。
杨庆祥特别谈道，男性霸权结构也是大量以爱名的女性合谋构建出来的，如果不对女性进行教育，那这个结构没办法被颠覆。
杨庆祥也清楚地意识到，我们在享受这个结构，我们会用一种奖赏性的结构来维护这样的权力结构的不平等。问题在于，我们都知道社会不平等，都知道权力结构有问题，但是为什么权力结构还能继续下去，为什么还觉得很好？“是因为我们在权力结构里面是既得利益者，既得利益者不可能随便放弃他的利益的，无论是在家庭的结构里面还是在社会的结构里面。”
对女性问题的敏感，代表了我们这个时代文学最先锋的气质
在张莉的调查问卷中，涉及最后一个关于如何看待MeToo运动的问题时，只有东紫、梁鸿、彭思萌这三位女作家以及双雪涛、曹寇、房伟这三位男作家直接回答了这个问题。作为问卷设计者，张莉清楚地知道，作家们必然会意识到自己的回答要代表其性别观，而且回答有可能被引用。那么，在表态的时候，作家们会意识到，尤其男作家要面对政治正确的问题，而女作家在这一点上意识到的政治正确是说我不是女性写作，我愿意成为一个好作家，而不是好的女作家。
性别观跟作品是有差距的，但是张莉也表示，有很多的作家是直接表达的。比如五四运动时，鲁迅、胡适们的性别观直接引领了一百年来中国的妇女解放。在张莉看来，对女性问题的敏感、对女性问题认识，代表了我们这个时代文学最先锋的气质。“在这个时代，最应该对女性问题发表自己看法的就应该是作家，就应该体现在他们的作品里。一百年前那些作家已经给了我们一个示范，这些作家不管是鲁迅也好、周作人也好，他们的写作观和性别观，今天我们依然会引用，依然觉得他们表达得很好，很切中。是五四一代鼓励了我们，我们都是五四运动的结果。”
因此，张莉认为，一个作家在作品里所反映的性别意识、性别观会长久地影响未来的读者，这也是她为什么要做这个调查的重要原因，一方面，她想了解今天我们文学现场的新一代作家的性别意识到了哪一步。另一方面，她也想知道我们这个社会的性别观是什么样子的。
张莉认为，我们每个人对自己的性别观都应该不断反省，包括作家们。她希望“我们时代的性别观”调查是一个起点，她向往的是，做过问卷调查的作家同行在写作的某一刻、在他们理解人物关系的某一刻，能够想到性别关系、性别、性别观以及对女性处境的认识，哪怕有十分钟或者二十分钟的改变，也是好的。而对许多不愿意在性别观调查里表达、比较隐忍的女性作家，她希望如果有一天看到男性同行或者其他女性同行的回答时，在夜深人静考虑某个女性形象的时候，可以让她们尖锐表达，可以站在一个真实女性的立场上直接说出想说的话而不再遮遮掩掩，这是张莉渴望达到的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