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去浙江大学参加第24届现象学国际研讨会，发现中国现象学研究有一支与国际社会紧密合作的精英团队，两天的会议议程十分紧凑，不仅使人了解到国内外现象学研究的现状，也让我体验到一种奇妙——当我认真聆听发言者谈论现象学时，思绪却时常不自主地飘到女性主义的哲学天空。
母婴共情与女性主义关怀伦理学
在开幕式上，日本学者山口一郎以《基于共单子性时间化运动感觉的形成》为题作主题发言，我被他以母婴关系为例对于“交互主体性”现象学的阐释所吸引。
根据山口教授的说法，运动感觉概念占据胡塞尔身体理论的最核心部分。1920年，胡塞尔通过发生现象学解释身体的构造，说明婴幼儿时期“野性运动”抑或“本能运动”感觉的形成。他想阐释人类最原初的运动感觉，即在自我单子形成之前“共单子性的时间化”，以及自我形成后的交互主体性，例如在竞技体育中教练与选手之间发生的从各自自我中心中解放出来的交互主体性。胡塞尔把前者称为“零运动感觉”，后者称作“无心运动感觉”，是一种高次元的共单子性时间化。当然，山口教授讨论这一问题并非想解释人的运动感觉，或者婴幼儿的运动感觉，而是要研究胡塞尔的时间理论，这个时间既不同于被测量的客观时间，也不是康德所说的那种人类先验的感觉形式，而是一种胡塞尔的“内时间意识”。山口认为，被视为自然科学研究的客观时间是从共单子性时间化运动中构造出来的。根据发生现象学，这一运动阶段充满/非充满本能（冲动）“交互指向性”，也就是说，这里的时间实际上是“交互主体性”的。这种现象可以通过母婴关系中的“哺乳和陪睡”行为进行分析。所谓的本能（冲动）指向性的充满/非充满是作为母婴之间直接地、共情地“愉悦/不愉悦”的基本情绪来共同体验的。
日内瓦大学心理学教授丹尼尔·斯特恩（D.N. Stern）一生致力于婴幼儿心理发展研究，试图通过试验和观察把精神分析与发展模型研究结合起来，山口借鉴他的观点强调，母婴之间的情绪交流是“共主体性”的，源自冲动指向性的充满/非充满的一致情绪可以被称为“情绪调和”，母婴之间能够同时体验到这种调和，形成共呼吸的节奏，这同时也意味着“共情”。当这种关系解体时，这种共呼吸的运动感觉依旧延续着，由于冲动或本能无法满足，便形成缺损，这种缺损导致对于过往的记忆。因而，过去、现在和未来时间的“前后关系”是通过母婴共单子性时间化在共身体性中形成的。山口教授的这一研究可以为女性主义关怀伦理学带来两点启示：一是女性主义关怀伦理认为母婴关系是一种关怀关系，母亲对婴幼儿的关怀是培养孩子未来良好道德人格和关怀品格的关键。然而在解释这种关系时，却似乎缺乏如同现象学那样的一种动态的和形象的阐释。现象学以抽象的语言，从个体生命意义上描述出个体及人类共呼吸、共情和共主体性的来源，以及“交互主体性”形成的发生学基础。二是这种现象学阐释的共呼吸、共情和共主体性也使人与人之间的关怀成为可能。当代法国现象学家列维纳斯受胡塞尔现象学影响提出了“面容”伦理理论，强调人们如何通过“共情”实现对陌生人的关怀。山口的研究从母婴关系中找到培养儿童关怀品质的可能性，因为人类关怀品质的养成需要最初从母婴关系那里体会到“情绪调和”中的共呼吸、共情与共主体性，即便成年后母亲不在身边，也能通过陌生人的“面容”延续这种“交互主体性”，建立关怀关系。
人的通感感知及其对女性主义哲学的启发
会议闭幕式上，德国维尔茨堡大学的卡尔·迈藤斯（Karl Mertens）以“通感”和“注意力”概念为例讨论人的感知能力。我们如何感知这个世界？柏拉图很早就指出人的感觉官能丰富而微妙，不仅有视觉、听觉、嗅觉，还有冷热、暖感，愉悦感、痛感，以及欲求和恐惧感。而亚里士多德又提出“五感论”，认为人有看、听、触、闻、尝五种感官知觉，他还提出“通感说”，旨在探讨一种跨越不同感觉来源的、多感官的感知能力, 认为通感是一种能够沟通不同感觉，甚至可以在感性和理性之间搭建桥梁的能力。尽管不同感官感觉方式不同，人们通过视觉感觉颜色，通过听觉感觉音乐，通过味觉摄取果汁，但对人而言，似乎还存在一些不属于任何个别官能，同时能连接所有官能的感知，例如对于运动、静止、尺寸和数字的感知等。
通感不是一个官能独有的，而是通过所有、至少是多个官能同时起作用。所以对某物的感知实际上是我们感觉能力合作的结果。通感概念便标志着不同感官之间的共同作用。因而，从现象学意义上说，通感具有本源性，用梅洛·庞蒂的话说，人类是一个用自己身体感知世界的生物，这种感知的获得依赖于世界关联的统一性。18世纪德国哲学家J.G. 赫尔德曾提出过这样的问题：视觉和听觉，颜色和词，香味与语声是如何相互联系起来的？他认为事物之间并不存在这种联系，而人类却有一种能思维的通感中枢，它从不同方面接受刺激，也能自动地联系在一起。至此，人们或许会产生一种怀疑——既然通感都是统一的、一体性的，人的单个感知如何得以形成？
迈藤斯继而提出两个观点：一是注意力。人的注意力会导致意识进行选择和限定，对于注意力来说，并非所有东西都具有同样的意义。注意力既可以对不同感官进行分类，也能把它们汇为一体。根据现象学理解，注意力是意向性意识凸显和中心化、选择，以及汇总的一种能力，它在“醒目”与“留神”之间呈现出一种张力。人们总是有意地关注自己追寻的东西，而后者也早已作为醒目之物被给予。二是语言。语言对于注意力有固化功能，人们整理自身感觉经验的注意力不能脱离语言的辅助作用，语言使人们能对自己所处的世界进行划分和整理，只有借助语言，人类才能创造世界。
那么，迈藤斯的这些论述又能对女性主义哲学有何启发？一是每个人，无论男人和女人都有通感能力，理性和感性可以同时统一在一起，因而传统哲学关于“感性”女人和“理性”男人的论断在这种现象学认识论中找不到理由，女性缺乏哲学抽象能力的说法也缺乏根据。二是女性之所以关怀仅仅是她们关注并选择了关怀，把注意力集中在关怀关系和行为上，而在父权制文化中男性比女性更少体现出关怀特质是因为他们有意向地选择不把注意力放在关怀方面。三是传统哲学文化用语言固定了男女的性别角色，长此以往这些角色便成为人们意向性的“自然本质”，而事实却是人们正在逐渐丢弃自己本源性的通感能力。因而，在从事女性主义哲学批判时，需要借助现象学思维方式“回到事物本身”，尽管这一命题迄今为止仍面临众多争论，但开展女性主义现象学研究不失为女性主义哲学发展的一条新路径。
(作者为清华大学哲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