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对话清华大学刘兵教授
嘉宾：刘兵，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公众看待女性政治家仍带八卦色彩，括号“女”被当笑话
凤凰网评论：有越来越多的女性正在登上世界政治的舞台，您怎么看这一现象？
刘兵：这应该说是一个很好的进步，包括上周去世的英国“铁娘子”撒切尔夫人，还有这几天携夫人在中国访问的冰岛女同性恋总理约翰娜·西于尔扎多蒂。这是近100来年全球女性追求平等解放的女性主义运动的一个结果。
但是虽然说这些女性政治家标志着男女平等的状况有所改变，但是我们也要意识到这个进步是阶段性的，有局限的。按照女性主义的立场来看，性别其实应当分为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前者很好理解，就是天生的、生物上的性别概念。而社会性别则区别于生理性别，它是自身所处的环境以社会性的方式建构出来的社会身份和期待。社会性别理论认为男女两性所承担的性别角色不同和地位差别，并非是由生理决定的，而主要是在社会文化的建构以及国家参与运作下的制度化过程中形成的。
凤凰网评论：您觉得中国现在走到了哪一步？
刘兵：从社会性别的意义上来说，特别是在中国，很大程度上是走了第一步：生理性别上为女性的人能进入更多的领域，但是社会性别为女性——社会建构出的女性价值观、行为准则、文化观念、思维特点都没有进入主流领域，从而和社会性别意义上的男性共存。我们都知道，在中国有一类人从政非常有优势，就是“无知少女”，这个“女”也仅仅是生理性别上的“女”。
凤凰网评论：中国传统上对于女性政治家有没有偏见或者谬误？
刘兵：传统性别文化对于女性存在着诸多偏见，比如男权社会将女性塑造成一个贤惠、温顺、隐忍、依赖的角色，这样的角色会被质疑不适合参与社会经济活动，尤其是担任管理者和领导者--强劲、果断、待人有度量、看问题有高度、处理问题有水准的男性往往被认为符合管理者和领导者的要求。
公众看待女性政治家往往都带有些八卦色彩，常用“女强人”之类的并非褒义的概念来界定这些“男性化”的女人。虽然很多女性进入了政界，但是他们主要采用的仍然还是男性的标准。从老百姓的角度来看，他们对待女性政治家更多的只是关注传统上“政治家”的属性，而在一些名单里姓名后边括号中带着的“女”，就好像笑话一样。
女性的个人力量很难与大的政治系统相抗衡
凤凰网评论：在您看来，女性得以进入政界的原因是什么？
刘兵：国际上有很多女性主义的学者也在研究政治学、国际关系这类看似与文化研究、人文主义传统关系不那么大的领域。他们发现，按照女性主义理论和视角的分析，政治体制和政治格局，实则已经而且一直以来都深深地打上了男性的烙印。
在国际关系的实践中，往往都存在着对立、抗衡和斗争，这些都是男性的思维模式。这些思维模式是政治实践和国际关系上的传统理念和主流意志。虽然有越来越多的女性进入政界，但是她们的个人力量是很难与传统的、制度性的、男性烙印很深的制度相抗衡，如果她们想要在政界生存下去，有时候不得不屈服于政治体制。
凤凰网评论：能否举一些例子？
刘兵：现代政治中，政治家更多是由政党“捧”出来的，政治利益才是政党决策的核心。女性政治家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是政党出于政治利益的需要。比如在美国，希拉里之所以能够参与到2008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竞争中，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作为一个后起之秀，民主党与妇女运动——当然还包括有色人种、同性恋等亚文化群体运动——结成了政治联盟，为了获得女性选民的支持，民主党将希拉里推向了前台。
凤凰网评论：观察很多女性政治家的案例也发现，除了少数像德国总理默克尔一样的个人奋斗型女政治家，有相当一部分是依靠男权而获得的政治领导地位，您怎么看？
刘兵：确实有很多这样的情形，阿根廷总统克里斯蒂娜·基什内尔、孟加拉国总理卡莉达·齐亚都是“妻承夫志”，韩国的朴槿惠、菲律宾的阿罗约都是本国前总统的女儿，泰国总理英拉则是前总理他信的妹妹。在一个优势地位仍然是男权的社会中，女性要有所改变，不得不采取这样的策略，这也是一种现实的严酷。
凤凰网评论：中国的女性政治家和西方有什么不同？
刘兵：中国近十年来也出现了若干为女性高官。但是与西方不同的是，中国的女性高官更多地产生于中组部配备女性干部的规定——一种自上而下的政治策略。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女性政治家们不仅表现出了很强的“男性”特征，而且也由于整个官员选拔机制的因素，她们也经常无法代表广大女性公众的利益——即使她们想，有时候也感到无能为力。
所以，从现实的角度出发，很多女性在政界的打拼往往需要依靠政治体制的某个遗漏或者其所提供的某个契机。从宏观上看，女性政治家只是政治体制中的一个棋子而已。当然，她们在一些特定的情境下也做出过一些细节的努力，这些也是有价值的。一个大系统不可能被一个人的力量所颠覆，这是一个逐渐改变的过程。
性别政治：中国是“一元价值观”的问题
凤凰网评论：中国是世界上非常早提出男女平等，并赋予女性选举权的国家，是不是说中国其实还是在一些方面走在了世界的前列？
刘兵：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政府在形式上号召强调男女平等的理念，还是非常突出的，这也是构成了我们传统的特色。但是按照今天的立场，从女性主义研究的视角来看，这种形式上的平等更多的是基于生理性别的平等，并且是忽视了女性特点的平等--这其实又是不平等的。
中国政府所倡导的这种平等，实际上追求的是无差异的、绝对的、形式上的平等，而非在承认差异存在基础之上多样性的平等。比如，高个的人适合打篮球，矮个的人可能就适合练体操，这种差异是客观存在的，但是没人会认为矮个的也适合打篮球。如果要追求这样一种绝对的平等，那么为什么不要求男性去绣花？难道也要要求女性去砸石头吗？其实这种平等的追求，实际上正是反映了一个男性主义的社会，一个没有追求多样化的社会。
凤凰网评论：为什么会造成这样一种现实？
刘兵：可能学界、政界、大众传媒都有原因。一方面来自传统文化的束缚，而另一方面则是来自现代中国社会的约束。性别问题是一个问题，但是要想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和它背后的社会结构、社会深层的运作相联系。现在我们的问题在于过度地强调一元价值观的存在，强调一个标准、一样正确、一种真理。两性之间不平等，就在男性群体内部来说，不平等的现象也是显而易见的：官员和平民、富人和穷人。
凤凰网评论：西方女性走过的权利觉醒之路，对中国有什么启示？或者说，中国如何走自己的性别公正之路？
刘兵：回顾西方女性主义运动的历史和传统，我们发现它与中国现在问题所关注的焦点也是有所不同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女性主义运动在西方兴起。在这一时期，女性主义运动以追求权利为主要诉求，选举权、受教育权都是其中的内容。所以很多人经常将女性主义与女权主义看作是一件事，基本是受到这一时期的影响。然而在20世纪60年代，女性主义运动出现了发展，被称为“第二次浪潮”。人们那时开始意识到，这个问题是非常复杂的，不是简简单单地追求权利的问题，需要学理上更加深层次的讨论。自此，女性主义作为一种观察世界的视角，开始广泛进入各个学术领域的研究中。
而到了后期，女性主义运动又开始进行了自我反思，因为早期女性运动主要代表的是白人中产女性的价值，缺乏对有色人种、边缘人群价值观的关注。后来，人们开始越来越多地将目光投入对多元价值和多样性的讨论上。
在欧美社会的深层来看，女性主义不仅是女性主义的问题，而是整个社会是否允许多元价值并存的问题。看待政治家，如果她作为女性人们可以认可，那么作为女性同性恋能否认可？我想国内对于同性恋议题的讨论，并不尽如人意。不仅是女性，奥巴马能当选美国总统是种族的问题，我想在中国其实依然也存在着种族歧视的现象，虽然中国并非是一个多种族混居的国家。
女性主义运动的核心精神就不是追求全球普遍化，解决什么问题，通过何种路径解决，平等的标准又是什么，这些都不存在确切的标准答案。中国和西方的历史传统、社会文化、国家制度都有所不同，女性主义对于性别的认同价值只是大格局里的一项内容而已，如果不承认一个全方位的多元价值观的存在，单单从女性主义的问题出发再回到女性主义，显然是一条死路。这个时候，我们就更应该以一种更开放的心态，在多元价值共存的情况下，实现和谐的平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