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举国上下隆重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本报在一版连续报道了六位全国妇联系统抗战老同志在抗日战争期间把救国救民作为奋斗目标的光荣事迹，在读者当中引起关注和反响。 在历史的长河中，70年转瞬即逝。而于个人，已是“人生七十古来稀”，据全国妇联离退休干部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全国妇联系统抗战前或者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同志，平均年龄已经为93.4岁，其中，全国妇联原宣教部副部长袁式一、全国妇联原国内部副部长袁瑛，因为年事已高已无法正常交流。
回望历史是为了不忘过去，更是为了启迪未来。近日，本报记者走访了全国妇联所有健在的抗战老同志，和读者分享他们的抗战史，亦是中华民族抗战史的一部分。
姚明：不做亡国奴 青春献给革命
全国妇联原儿童工作部部长姚明今年91岁。1937年，13岁的她亲身经历卢沟桥事变的炮声震惊了北平人民。那时候，由于其父姚继鸣去了延安参加抗日，生死未卜，家里只有她与母亲和弟弟相依为命。
当时姚明就读于师大女附中，日本人进城后，要求所有学生都要去报到，否则就追究家长责任。她至今清楚地记得，开学那天学校全体师生在大礼堂举行了集会，场内一片肃穆，气氛如同是在开追悼会一样，许多老师、同学都在哭泣。回到班里，正赶上她们的第一课是国语课，老师马芳吾讲的是《最后的一课》，期间几次摘下眼镜擦眼泪，而学生们也都跟着老师一起流泪。
过了几天，伪教育局来人说学校今后的历史课本要换新的，而在新课本没发下来以前，要在旧的课本上涂改，把有关爱国主义教育的内容全划掉了。但实际上，划过的文字依然依稀可见。在姚明看来，敌人的做法是很愚蠢的。
面对这种情况，姚明不愿甘做亡国奴，一心想离开北平去参加抗日。当时她收到了父亲从山西武乡县发来的信，得知他所在的抗大六分校正驻扎在那里，于是便写信要去。一开始父亲不同意，劝她继续留在北平读书，后来见女儿态度十分坚决，便让她先到临洺关，然后再从那儿安排人送她进入根据地。
1942年，奉上级组织安排，姚明被派去延安学习。1942年~1943年在延安大学上学期间，除了参加整风运动之外，她还参加了大生产运动，并且加入了鲁艺工作团，尽情挥洒着自己的青春和才华。1944年5月，姚明与罗洪标结为夫妇。婚后，她随丈夫回到了位于绥德的一二○师独立一旅二团继续工作，直到抗日战争胜利。
徐学海：让学生走上革命之路
抗日战争爆发，上海沦陷后，大量的学生集中在教会学校读书，成为我党隐蔽和积蓄力量的重要阵地。全国妇联原国际部副部长、今年96岁高龄的徐学海，当年就是一名默默奋战在教会学校的地下党员。
徐学海是苏州人，原就读于金陵女大，抗战爆发后逃难到了上海，进入沪江大学读书，因其思想进步、积极支持抗战，被地下党组织于1940年发展成为一名党员。也是从那时起，她就立下了宁愿牺牲也不叛党的坚定誓言。
入党之后，徐学海一心想到前线参加抗战，没想到校方却安排她到上海基督教青年会和基督教女青年会合办的学生救济会工作。得知这一情况后，她立即向上级党组织作了汇报，在得到组织同意后，去救济会当了一名干事。
日军占领租界之后，上海的经济状况急剧恶化，学生失学危机加重，许多学校的党支部都积极发动学生互助自救，开展形式多样的助学活动。
徐学海亲身参与了由男女青年会发起、并联合《申报》《新闻报》两家报社共同举办的“救济失学义卖市场”。那次义卖共募集捐款2600余万元。这笔钱捐给了申、新两报助、贷学金1000万元，拨给两青年会救济失学工作补助费600万元，还有节余约1000万元被作为由两青会联合成立的‘工读贷学金委员会’的基金，大批面临失学的学生因此避免了辍学，广大学生也因此亲身体会到了团结起来的力量。
正是这次义卖助学活动，使党的学生工作开始实现从分散到集中、从校内发展到全市的转变，使党的队伍受到锻炼，也使广大学生受到很大鼓舞和教育，冲破了日军侵占租界后上海学生运动沉闷的局面，是抗日战争时期上海学生运动的一个转折点。
徐志军：穷人家的孩子跟党走
全国妇联原儿童工作部处长徐志军今年91岁， 1924年11月，她出生在河北省安平县香管村西头后街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七七事变”那年，她还不满13岁，亲眼看到了国民党军队溃退南逃的惨状。
当时徐志军在村里的女校念书，老师经常流着眼泪教学生们唱救亡歌曲。那时候她心里总是感到迷茫，为国家、为家乡的命运而忧伤。1938年，随着各村陆续建立了党组织和抗日政权，徐志军被任命为妇救会的宣传委员，还被送到县妇女干部训练班，学习由县妇救会的干部讲的“持久战”“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妇女受压迫的根源和妇女要求解放”等课程内容。
训练班快结束的时候，县妇救会主任田铃把徐志军叫到办公室，给她讲了共产党的宗旨是为穷人求解放、领导中国人民抗日救中国，并问她是否愿意加入共产党。徐志军一听，心里很激动，当即就表了态，就这样成了一名共产党员。
1940年，徐志军被调到区武委会担任副主任兼妇女部长，同时还是区妇救会的武装委员，领导各村的妇女自卫队。当时妇女自卫队的主要任务是：站岗、放哨、查路条（通行证），队员们每天早上练操、练队列、教唱抗日歌曲。如今提起这些，徐志军依旧会自豪地说：“那时候我们妇女发挥了很大作用。”
1945年5月，经过数日激战，安平县城里的日伪军于24日弃城逃到深县据点。至此，安平县全境解放，徐志军和老百姓们欢天喜地，终于盼到了这一天。
李锦：跟随叶挺军长去江北
全国妇联原编刊处副处长李锦今年93岁，她在新四军战地服务团第三队跟随叶挺军长出发到江北开展群众工作，沿途向群众进行抗日宣传，已经是70多年前的往事了。
1939年4月25日，新四军战地服务团三队告别皖南团部，经过两天行军，27日黄昏，趁着暮色，急行军赶往江边，趁着黑夜渡过日寇封锁的长江。
李锦记得很清楚，5月6日他们到达了江北指挥部临时所在地东汤池。两天后又跟叶军长北上到合肥县境。9月底10月初，他们来到第五支队，立即感到了紧张的战斗气息。他们一到就随部队活动，每天清晨天还不亮，部队的起床号一响，就立即起身，背上背包，跟上部队集合，一起出操、爬山或演习，或紧跟部队转移。
在江北无为的第二天，为了向我军驻地的广大群众进行抗日宣传，积极动员群众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军民团结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只要在一个村庄停下来，李锦和同志们背包一放就分头到老乡家访问。每当收集到有关抗日拥军的突出事迹，就立即编写成活报剧，争取到台上演出。
皖北农村、乡镇都有固定的集日，大家就抓住赶集的机会进行宣传。歌咏队歌声一响，好奇的群众闻声而至，同志们就进行抗日救国和我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宣讲。这时常有老大娘亲切她拉着女同志的手问：多大了？家里有什么人啊？这么小就出来当兵，想家不……同志们一一回答，向群众讲述日寇残暴，不当亡国奴，有国才有家和新四军是抗日的、是老百姓自己的军队等道理。
到10月下旬，他们在江北巡回工作已经半年了，领导决定过江回军部。11月6日，李锦回到了云岭服务团团部。
易树云：统战为后方 后方当前方
今年93岁的易树云是全国妇联办公厅离休干部，抗战期间，他在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工作，亲眼看到了日寇飞机对重庆狂轰滥炸的惨烈场面，亲身参与了在周恩来同志直接领导下，做好统战工作、争取全国抗战胜利进行的艰苦复杂的斗争。
易树云是1939年初由学校地下党组织介绍到八路军住重庆办事处工作的，那年他17岁。刚参加工作的易树云热情很高，请求组织上把自己送到前方参加抗日作战，但是领导安排他做后勤保障和服务工作，并对他提出了三点要求：一是坚决服从命令听从指挥，塌下心来做好服务工作，不能在工作中出问题。二是抓紧学习抗日道理和工作本领，做好统战工作，动员各方力量，抗击日本侵略者。三是把后方当前方，像前线的八路军战士那样，以不怕吃苦和牺牲的精神完成组织交给的任务。
易树云把首长的要求牢牢记在心上，落实在一个个具体工作之中，精心置办办事处所需的用品；认真做好每一个楼层和房间的清洁卫生及相关服务工作；学习社交知识和礼仪，接待好来办事处的客人；在断电时手摇发电机，保障电台和其他通信设备正常使用；在情况紧急时完成信件传送任务等等，一干就是7年多。
“我做的都是平凡琐碎的小事，但我尽心尽力办好办实，在组织的培养和同志们的帮助下，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一个穷孩子锻炼成长为一名革命战士，我为自己在党的领导下，为抗战胜利、为以后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做了一些实际工作感到幸福和自豪。”易树云说，“我殷切地希望我们的后代继承抗战精神和革命传统，勤奋努力，扎实工作，为建设和保卫我们的国家不懈奋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