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随着女权主义运动和社会性别研究的蓬勃发展，逐渐出现了一批主张将“男人”当作“具有社会性别的人”，避免将人看作无差别的整体，力图从社会性别权力关系的视角来分析探讨“男人”的历史和现状的研究成果。这个新的、充满争议和活力、不断发展变化的知识场域，被称为“男性研究”(MasculinityStudies)。一般认为，“男性研究”的主要内容在于“深刻地挖掘什么具体历史过程使得男人成为男人，使得某些男人比其他男人更具有‘男子气’，这样的社会性别制度到底在维持什么样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关系，而这些关系反过来又怎样在支撑某种社会性别制度”。在理论上，男性研究继承了女权主义学界对于社会性别与种族、国家、阶级和性存在的交叉研究;在实践上，男性研究更加强调对学术和政治变革关系的关注。例如，在对霸权男性特质(Hegemonic Masculinity)的著名研究中，康瑞文(或译“康奈尔”)和詹姆士·梅瑟斯密特试探性地提出:“也许有一种可能:一种更加人道的、较少压迫性的男人存在方式成为霸权性的:这会是走向最终废除社会性别等级的过程的一部分”。目前，国际学界对“男性特质”“男人身份”的研究在人文学科和社会学科的各个领域已经活跃地展开，产生了一大批具有代表性的学术著作和有影响力的学术成果，尤其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以来，海外中国研究成果开始被陆续译介到国内，包括费侠莉的《繁盛之阴:中国医学史中的性(960 ～1665)》在内的一批涉及中国男性特质研究的优秀成果开始为内研究者所了解。然而，总体上看，和国际学界男性研究领域的蓬勃发展相比，尤其是中文学术共同体内关于男性特质的研究，仍然是不够充足和深入的。因此，在谈到近期中文学界特别是中国的性别与性研究时，有学者批评道，“由于对男性特质缺乏关注，性别研究已成了女性研究的代名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