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真真，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研究方向：人口学。
一、研究背景：从各种“红利”说起
中国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完成了人口转变，死亡率和出生率先后下降，尤其是出生率下降速度相对较快，形成了劳动年龄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份额较大的人口机会窗口。而在这个劳动力供给不断增加的机会窗口期，恰逢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全球化的兴起，为规模巨大的劳动年龄人口提供了充分的就业机会。中国的人口机会窗口期与经济快速增长的战略机遇期重叠，加上行之有效的制度安排和政策环境，将劳动年龄人口占比的优势转化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失时机地收获了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为经济发展带来的“人口红利”，即生产与消费的差异与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相互作用所产生的积极经济后果。这种现象同样曾发生在其他东亚和东南亚地区，一些国家在人口机会窗口期选择采取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战略，通过扩大外需实现了充分就业和经济高速增长[1][2]。不过，历史经验证明，并不是所有经历过生育率下降的国家都具有人口机会窗口，只有总和生育率快速下降才能保证在一定时期内劳动力供给快速增加、抚养比快速下降，从而具有高储蓄、高投资和高速经济增长的潜力，还需要采取适当的政策措施将增长潜力转变为实际的经济增长[3]。
针对全球许多国家进入人口老龄化行列，有学者在21世纪初分析了人口老龄化的经济后果，认为年龄结构变化有可能影响财富创造过程，若有合适的制度环境，则可能产生第二次人口红利[4]。近年来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加速推进，国内围绕第二次人口红利的讨论日益增多，如关于老年人口再就业、延迟退休及储蓄率等方面的讨论。由于中国正处于人口老龄化的初期，国内现有研究大多为理论层面的讨论或探讨人口结构变化各种影响的可能性。尽管这些讨论的关注点不同，但对相应政策和制度的重要性具有共识，即人口老龄化不会自发形成机会窗口，如果缺乏合理有效的政策和制度，还可能会导致经济下滑。
回顾有关人口红利的讨论，主要关注的是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及其影响，鲜有基于性别的分析，无论是老年人口还是劳动年龄人口，多以数量和年龄结构表述，对于同年龄段的男女角色差别极少涉及。例如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在发展外向型经济过程中，女性劳动力在其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为中国收获人口红利做出了突出贡献。有学者认为，由女性劳动参与带来的性别红利所释放出的积极效应并没有得到应有的理解、研究和归纳，相应的理论研究滞后于社会实践的发展[5]。
国际社会日益关注到性别平等在劳动参与方面能够发挥女性潜力，为经济增长做出更大贡献。近10年来经济领域开始讨论在人口红利基础上拓展的性别红利理论，认为通过实现性别平等，提升参与有偿劳动的女性人口数量和提升女性人口生产力水平，可产生更高的经济效益，使女性在21世纪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陆杰华等从人力资本和健康资本两个维度分析，认为性别平等可为中国拓展更大的增长空间，但经济结构、国家政策、文化观念和历史传统等因素及其相互作用制约了中国性别红利的释放，他们从政策环境、妇女经济赋权、生育支持、健康促进、教育公平等方面提出了中国进一步释放性别红利的制度框架[6]。石智雷等认为性别红利将成为未来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他们在女性主义、女性经济学和人口红利的理论基础上，提出从三个维度分析性别红利的框架：从个人发展维度，女性地位的提升意味着更自由地支配自己的生活、加大对自身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投资，从而获得更好的物质条件和更高的社会地位；从家庭发展维度，女性的家庭无酬劳动和家庭地位得到应有的承认，掌握了家庭资源控制能力的女性会更倾向于增加孩子教育和家庭健康方面的投资，从而有利于增强家庭发展能力；从经济发展维度，通过女性参与社会劳动促进各行业和各层级的性别平衡，有效释放女性生产力，为经济发展提供充足的劳动力[7]。
在最早围绕性别红利的讨论和后续一系列研究中，虽然对于家庭内无酬劳动和兼顾工作—家庭的议题也有所涉及，但讨论发端的背景是不尽如人意的低女性劳动参与率，因而有关性别红利的讨论主要关注女性劳动力及有酬劳动的性别平等。事实上，性别平等的影响不仅限于经济领域。人口学者在解释一部分国家走出超低生育模式而另一些国家无法摆脱的原因时，提出了“性别平等红利”说[8]，认为这两类国家的主要区别在于发展起始年代和性别平等历程不同。前一类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起始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20世纪后半叶已经在性别平等尤其在缓解工作—家庭冲突方面卓有成效，这些地区的生育率在21世纪能够有所回升，主要得益于前50年努力实现的性别平等所释放的红利；而社会经济发展起步较晚的第二类国家(如东亚和欧洲东南部国家)，虽然其人类发展指数与第一类国家不相上下，但在性别平等方面还有较大差距，因而不能有效提升生育水平。可见由于女性在生产和再生产中的角色，任何红利的产生和获取都不可忽视女性作用，不可脱离性别平等视角。
回顾现有关于人口红利和性别红利的讨论，有关人口红利的讨论往往缺乏性别视角，有关性别红利的讨论则对年龄结构关注不够，尤其对老龄社会中数量日益增长的中老年女性缺乏足够的重视。此外，无论是人口红利还是性别红利的讨论往往更偏重有酬劳动，而女性在无酬劳动方面的付出比男性更多，在有酬劳动时间上的投入要低于男性。在所有涉及释放红利的政策和制度安排中，不可忽视关键的性别差距。中国在21世纪进入人口老龄化时代，老年人口高龄化的速度也将前所未有。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体现了对人口老龄化挑战和相关问题的高度重视。本文将聚焦中国人口老龄化下的中老年女性及其特点，分析这个群体在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中可能发挥的潜力与作用，并针对释放老龄社会的性别红利提出建议。
二、人口老龄化下的老年人口特征
人口老龄化是21世纪中国人口变化的主要趋势之一，与人口老龄化同时，各年龄段人口的年龄结构也相应地老化。在65岁以上老年人口中，80岁以上的高龄老人占比将在今后20年快速增长，2015年高龄老人在老年人口中占比超过20%，2042年以后的10年间高龄老人占比将超过30%，老年人口高龄化进程发展较快。与此同时，随着新进入劳动年龄的人口数量减少，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也呈现老化趋势。2015年45-64岁的“年长组”在劳动年龄人口中占比为45%，至2037年该比例将达到56%的峰值[9]。
由于女性预期寿命高于男性，一般社会中的老年女性在数量上多于老年男性。图1显示了中国50岁以上各年龄人口的性别比，即相对于100位女性的男性数量。中国60岁以下的人口中历来是男性数量多于女性，60-70岁年龄段依然是男性人口数量略多于女性。从70岁开始男性人口相对于女性的数量优势逐渐消失，73岁以后男性人口数量渐次少于女性，90岁以后男性人口数量只有女性的一半左右。因此，在老年人口尤其是高龄老人中女性占多数。
图 1 2010年中国50岁以上总人口性别比
数据来源：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司编：《中国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2年。
随着老年人寿命的延长和健康状况的不断改善，与老年人数量增加相对应的健康老年人数量也在增加。根据2015年全国人口抽样调查结果，60多岁的男性和女性老年人有九成以上处于身体健康或基本健康的状态，70-79岁的大部分老年人仍是健康的，80岁的老年人超过六成自报健康(见图2)。在自报健康方面男女老年人之间略有差别，老年男性健康比例略高于女性。其他涉及老年健康的调查也呈现相同的趋势，即无论是自报健康还是患有慢性病等方面，男性老人的健康状态略好于女性老人[10][11]。除性别差距外，受教育程度较高的老人通常在身体健康、精神健康和认知能力方面相对较好。
图 2 2015年分性别60岁以上自报健康或基本健康的比例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司编：《201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6年。
老年人口的受教育状况改善和性别差距逐渐缩小是近年来的一个重要趋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普通居民接受教育的比例很低，尤其是农村女性大部分没有受过教育。20世纪50-60年代开展的扫盲运动使众多城乡居民摆脱了文盲状态，60-70年代农村逐渐普及了小学教育。这段历史时期的教育发展对老年人口的受教育构成有重要影响。图3比较了2000年和2015年两个年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受教育构成，显示了小学教育逐渐普及所带来的变化，在女性中尤为突出。2000年时接近3/4的女性老人没有受过教育，只有21.6%上过小学，很少人接受过初中及以上教育；2015年时有43.1%的女性老人接受过小学教育，11.6%上过初中，6.0%接受过高中及以上教育。女性老年文盲主要集中在高龄阶段和农村地区。由于女性受教育状况的不断改善，性别差距持续缩小，未来男女两性老年人口的受教育结构将较为平衡，意味着老年人口在就业、收入、享有退休金及相应社会保障方面的改善及性别差距的缩小。有研究发现，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劳动者实际退休年龄相对更晚，教育对女性延长劳动参与的影响更为显著[12]。
图 3 2000年和2015年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受教育构成
数据来源：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国家统计局人口和社会科技统计司编：《中国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2年；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司编：《201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6年。
尽管老年人口在受教育方面的性别差距呈现缩小的趋势，但在有酬劳动参与方面存在较大的性别差距。无论是从在业比例、劳动时间还是工资收入等方面考察，性别差距一直存在且有扩大趋势，女性的劳动参与率以高于男性的速度下降，2015年降至最低。图4展示了1982年以来女性在业比例的变化。女性在业比例最高的年龄段为25-44岁，各年龄均在七成以上。不过城镇女性在45岁以后快速退出劳动力市场。2015年这种现象最为显著，城市女性在业比例从45岁的70.4%跌至50-54岁的35.6%，到60-64岁时已低至8.0%。而相应城市男性50-54岁和60-64岁的在业比例分别为78.4%和18.6%。这显然与各行业的退休制度有关，职业性别隔离可能加强了这种效果。如果这种年龄别在业模式不变，那么在未来劳动年龄人口日益老化的趋势下，女性人口总体在业比例将会进一步下降。
图 4 1982-2015年女性人口在业情况
数据来源：历次人口普查和201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
在老年人口逐渐增多、劳动年龄人口不断老化的背景下，女性过早退出劳动力市场的情况值得予以特别关注。不在业的中老年女性主要从事家务劳动、照料老年人或帮助子女照料孩子，有少数人从事兼职劳动或再就业。由于中国的民间群团组织和志愿者活动尚处于发展时期，参与社团组织或服务性社会活动的老年人比例相当低，根据某些调查统计，参加这类社会活动的老年人不超过5%[10]。相对于男性而言，退休后的中老年女性承担了更多家务和照料类劳动。根据2010年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结果，老年女性平均每天家务劳动时间为154分钟，老年男性则为91分钟，老年女性的家务劳动平均投入时间是同龄男性的1.7倍。老年女性主要在洗衣做饭、打扫卫生和照料看护小孩方面比老年男性承担更多劳动，大多数老年女性都曾帮助儿子或女儿照料孩子[13](PP797-865)。在老年照料方面，照料提供者更是以女性为主，图5显示各年龄段男性由配偶照料的比例都高于女性。70岁以下男性老年人的日常活动能力受限时，配偶是其最主要的照料者；女性高龄老人的照料则有三成以上由女儿或儿媳承担。有研究发现，以家庭成员为主提供的非正规照料将会明显减少对老年照料劳动力的需求[14]；中老年父母帮助女儿料理家务则有效提升了女性的劳动参与率[15]。此外，中老年女性也是机构照料和社区志愿服务的主力。
图 5 2018年老年人日常活动能力受限时的主要照料者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老年健康调查(CLHLS)2018年调查结果计算。
在老龄社会中，老年女性是规模庞大的群体，她们当中的大多数身体状况良好、受过一定的教育，随着社会的发展，老年人口受教育程度的性别差距在逐渐缩小。但是相对于男性而言，很多女性过早退出了劳动市场，退休后不仅收入减少，而且之后长达几十年的主要社会参与多局限于休闲娱乐类活动。实际上，大部分退出有酬劳动的女性都会承担家务或照料劳动，她们的劳动有助于子女更有效地参与有酬劳动，有助于维持甚至提升配偶或父母的生活质量。即使未来实现男女同龄退休和延迟退休，支持家庭的社会服务进一步发展，老年群体内部的差异性尤其是老年女性需要顾及家庭需求的状况依然会存在。
三、存在问题与对策建议
中国人口年龄结构一直是较为年轻的结构，社会习俗和制度安排都是在人口结构年轻型时形成的。进入老龄社会后，很多习惯做法和制度安排不适合发挥老年人的作用。当前存在的问题是，一方面，大量城镇女性过早退休，退休后的经济参与和社会参与途径都极其有限，流失了可利用的人力资源；另一方面，处在不同家庭生命周期的女性往往需要比男性更多考虑家庭需求，尤其是50岁以上中老年女性大多会先后面对育幼养老等照料需求，她们所从事的无酬劳动，虽然满足了家庭需求，也减轻了社会服务的压力，但难以计入对社会经济发展的贡献。随着出生于20世纪60年代生育高峰期的劳动力逐渐退休，这些问题将更为突出，迫切需要相关政策和制度的改革完善。
回顾中国和其他东亚国家收获人口红利的经验，生育率快速下降是前提，与人口结构变化相适应的政策环境和制度安排则起到关键作用[3]。根据中国人口变化趋势，打造适合的政策环境、改革现有制度安排使之适应人口老龄化的特点和发展趋势，是中国未来收获第二次人口红利的关键之一。在政策规划和制度设计时，若能根据老年人口的差异和特点，综合考虑他们的能力、需求和意愿，将有可能充分挖掘潜力，发挥每个人的作用。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充分发挥老年人的积极作用，调动老年人力资源，挖掘老龄社会的性别红利。为此，需要根据老龄社会特点改变已有的习惯做法和传统思维。以老年人为核心、根据不同年龄性别老年人的特征、以赋权增能为导向的策略，应当更有利于老年女性作用的发挥，包括提供适合老年群体参与的机会和资源，提升老年群体的能力，并将主要由女性承担的家庭内无酬劳动纳入政策和社会经济发展评估。
(一)创造适合老年群体参与的机会和资源
政府和社会提供更多适合老年群体参与劳动的机会和资源，是增进有能力、有意愿老年人劳动参与的前提条件。关于减少提前退休、逐步延迟退休已经有诸多讨论，本文强调基于女性老人更多承担家务和照料劳动的特点，面向老龄化社会的制度设计需要针对不同阶段的家庭需求，突破“学习—就业—退休”的传统单向模式，在退出有酬劳动的时间安排上具有灵活性，既要考虑推迟退休，也应考虑提前退休、稍后再就业的可能，为老年女性提供更多的选择。为适应老年人特点，尤其针对老年女性不同阶段的需求，采取退休后仍可再学习、再就业的混合循环模式，并在就业时间上根据老年人的身体条件和家庭需求采取灵活的非全职工作模式，可使更多老年人得以在退休后灵活就业，拓展他们的有酬劳动参与。
除了劳动和退休制度的灵活安排，家务劳动、育儿和老年照料等社会支持性服务有助于减轻老年人的家务和照料负担，可以部分替代老年人的无酬劳动，使有意愿和有能力的健康老年人可以选择延迟退休或再就业。因此，发展支持家庭的社会服务也会为老年人的劳动参与提供更多机会和选择。此外，推动社区基层组织和志愿服务活动的开展，充分吸收具有相应能力的老年人，也是提升老年社会参与的重要途径。总之，更为灵活多样的选项有利于充分挖掘老年人尤其是老年女性的劳动和社会参与潜力。
(二)增强老年群体的参与能力和意愿
针对经济活动人口“年长组”的劳动参与率递减，提升老年人的能力和技能，可以增强他们劳动参与的能动性，使其有选择和参与的意愿与能力，有决策的自主性，并有能力胜任自己的选择，才可能有效利用上述机会和资源。即使推迟退休年龄，大部分老年人还能在退休后健康地生活20年以上，而老年学习的“传统”内容往往是以休闲、修身和保健为主，这些学习内容难以完全满足“老有所为”的需求。通过技术和技能培训提升老年人的劳动参与能力，实现延迟退休或再就业；通过家政、育儿和老年照料培训提升老年人特别是女性老人从事家务和照料劳动的能力、提高工作效率，既增强老年人对家庭成员的支持作用，也有可能实现老年人在家庭和工作两方面的兼顾。
(三)在政策和社会经济发展评估中纳入家庭内无酬劳动
无论是讨论充分调动和挖掘老年人力资源还是讨论性别红利，无酬劳动是不可回避的问题；在劳动、家庭、生育等领域，家庭中的无酬劳动也是长期被讨论的议题。从事无酬家务和照料劳动的主要是女性。但这类劳动时间和成果，既未被纳入宏观的经济指标，也在相关领域的学术研究中缺乏积极的评价。事实上，正是由于有人对家庭中劳动和照料的无酬付出，才有可能保证或提高其他家庭成员的有酬劳动参与。即使未来育儿、养老等社会服务有明显的发展，家庭内的互助仍是不少家庭的偏好和个人的选择，包括代际和夫妻之间的互助，这种选择应当得到尊重和支持。需要注意的是，这种互助具有明显的性别差异，女性更有可能成为帮助提供方。因而对这类劳动的忽视，实质上低估了女性的贡献。
如何看待无酬家务和照料劳动，并客观测量和评价这类“不可见”的贡献，使其成为可见的产出或结果，是亟需关注和认真研究的议题。尽管为无酬劳动付费是较为复杂的难题，但至少可以在以下几方面有所作为。首先，在理论层面明确认可无酬劳动在家庭建设和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扭转仅将无酬劳动视为女性负担的局面；其次，将无酬劳动时间作为测量指标，在相关调查中纳入劳动参与的范畴收集信息，并以家庭为单位评价其贡献。在以理论为导向的实证信息支持下，才有可能在制定和评估相关政策时，将无酬的家务和照料劳动计入对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贡献。
面对21世纪中国人口发展趋势，不可低估人口老龄化、持续低生育率和人口负增长带来的长远经济后果和挑战。与老年人口特点相适应的政策环境和制度保障，是充分发挥老年女性作用、产生人口红利和性别红利的关键。“十四五”时期是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做准备、打基础的关键时期，适应老龄化社会的应对策略，涉及一系列政策设计及相应制度的制定、试行和完善，需要对许多传统社会习惯做出相应的改变，也需要更多相关研究来充实理论知识和实证依据。社会、经济、法律、人口、人文、健康、科技等多学科领域学者的共同参与，根据中国老年人口特点和中国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积极开展具有性别视角的研究，必将有助于推动政策和制度建设，在中国人口老龄化时代获取性别红利。
注释和参考文献略
本文来自《妇女研究论丛》2021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