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们不得不借助女性主义这个可以帮助我们反思的批判性理论，并在此基础上反思与公平、正义、平等、自由、自然、理性有关、看似合理的一切。
最近大火热议的《欢乐颂》堪称展现性别歧视的案例书。无论是在职场拼杀的安迪，要被哥哥抢家产的曲筱绡，还是为处女膜失去爱情的邱莹莹，无一不受着女性身份的束缚。但即使有这么多“槽点”，《欢乐颂》依旧火爆荧屏，大量观众“舔屏”“小包总”，从各种角度“捍卫”他的出格言行。
出现这看似反常的一幕并不奇怪。在目前的大环境下，无论性别男女，取向直弯，长成大男子主义者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从小，我们就主动被动地暴露在各种性别刻板印象中间：“女孩子天生就喜欢打扮”； “男孩子就应该有男子汉的样子，哭唧唧的可不行” ；“男生的数理化就是比女生好”； “女生小学初中成绩好都是因为努力，到了高中大学就不行了”； “学习那么努力干嘛以后我养你啊”……这些说法如果不加以深入而系统地反思，听者就很容易用身边有限的表面的经验去确证这些言论，并将其奉为真理。
那些我们从小到大听的，习以为常的，常识一般的（common sensical）言论，真的是正确的吗？可不可以先丢掉原有的思维定式和偏见，从根本上重新开始，然后问：是不是这样？为什么是这样？要获得合理的答案，我们就不得不借助女性主义这个可以帮助我们反思的批判性理论，并在此基础上反思与公平、正义、平等、自由、自然、理性有关、看似合理的一切。
也许你会问：为什么要这样做？在过去的二十几年我相信着那些关于性别的话不照样活得好好的，这是前人长久以来总结出来的经验方便我在日常生活中快速有效地作出判断、进行选择，即便也许它们并不是百分之百准确的。
因为我们在乎事实（facts），在乎真相（truth）。
人类就是这样一种奇妙的生物。我们对手心微小的质子电子，对宇宙深处的星云黑洞，对市场上买方卖方的讨价还价，对家庭中父母子女的行为来往感情联系等等都有着超乎寻常的好奇心，无论这样关于自然世界、人类行为的真相对我们茶米酱醋的生活有没有直接影响。同样的，我们在乎对“男生和女生数理化成绩有什么样的差异”这样的社会学命题有科学系统地统计和研究，而不是将靠模糊的日常经验和偏见得出的结论挂在嘴边。因为当我们产生分歧、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时候，事实是我们能够达成一致意见的归宿。
女性主义理论的批判性就在于发现当我们自认为在理性地讨论事实时，其实并不理性，而所谓的事实其实是经过情感、欲望、偏见、个人经验、私利、权力扭曲过的结果。在我们认知世界的过程中，在获得这些“事实”的第一步时，我们以为这是一个让自己的主观信念符合这个客观世界本身的过程；但实际上，很多时候我们是在让世界符合自己的认识——将自己原有的信念和欲望投射到世界，并以为那就是客观世界原本的样子。
尤其重要的是，这并不仅仅是个人认知无法突破自身局限的问题；当社会中的一部分人拥有权力，拥有极大的影响力时，这些人便可以将自己的欲望和偏见拓广到所有人。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慢慢地，我们会逐渐内化权力者所信与所欲，以为这即是自己所信与所欲。我们只相信自己想要相信的，相信权力需要我们去相信的。然后认为世界原本就是这样的，甚至用“理性”去论证世界就是这样的。
女性主义要引导的就是这样一个祛魅的过程：承认我们具有认知上的弱点，会受到已有社会权力结构的影响，并引导我们去发现，那些在男性中心主义文化发展下形成的、长久以来都认为是自然而然正确的观念其实是错误的。女性主义者追求不被权力、偏见、私利所扭曲的真相，追求对社会权力结构、人类生存状态的一种审视和反思——尝试挣脱人类自身认知能力的局限性，打破我们一直以来自以为是的认知和成见。
也许你接下来会问：政治和历史的重点从来不是真相，我们为什么要在乎这无谓的真相？ 心理学研究发现，这些错误的言论实际上对很多人产生了伤害，带来了苦难。让他们无法自由地追求自己原本喜欢的人生；让他们将后天的困难和挑战简单地归结为自己天生的不擅长；让他们的委屈、沮丧、挣扎成为理所应当；让他们禁锢在社会现有的权力结构下，连想象、选择的机会都没有。
你也许还会问：人类社会发展这么多年来一直都是这样。世界是残酷的，兔子就是要被狼吃，弱者就是会被欺凌。受到一点伤害就叽叽哇哇叫嚷什么女性主义，是不是太矫情了？
这个预设了社会达尔文主义的问题明显混淆了一个哲学上的划分：事实与应该。很多时候事实并不等于应该。或者说，我们无法简单粗暴地从现有事实直接推出我们应该如何做。“世界是残酷的”不代表“世界应该是残酷的”。“一些人一直以来都受到伤害”不代表“这些人就应该受到伤害”。“女性在过去一直没有接受教育”并不代表“女性不应该受教育”。
《疯狂的麦克斯》电影剧照
想想类似《疯狂的麦克斯》的废土电影，或是《辐射》，在人类社会遭到毁灭性打击，现代文明基本消失殆尽的设定下，各种资源极度短缺，曾经的社会秩序、道德伦理都荡然无存。男性全凭力量说话，看到什么便肆意抢夺，瘦弱多病的只有死路一条，而女性只有依靠出卖身体才能生存。当一切都以力量和以此衍生的权力说话，女性的用处也被退减到只剩了性和繁殖。拳头大的，看到女性（甚至男性）便可以随意拖去强奸，为什么要在乎你愿不愿意？当人们食不果腹，衣不遮体，哪里还谈得上平等和自由？在这种情况下，女性主义之类的无异于天方夜谭。
但是现在的世界并不是这样啊。至少现在还存在着改善女性生存状态（以及其他各种社会问题）的可能性。至少现在我们也还有精力、资源、人心与愿景让受到伤害的人过得好一点。可以说，超越弱肉强食的自然状态正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体现。
人类社会碰巧（contingently）发展成了男权社会。在这样既成的历史条件下，女性主义的发展是需要经济条件做基础的。工业革命以机器取代人力，体力不再是在社会中取得支配地位的决定性因素。这为女性实现经济独立创造了条件。洗衣机、洗碗机、微波炉（到现在的扫地机器人）的发明和普及也对家庭劳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些快捷简便的机器，至少一定程度上，将女性从繁重的家庭杂事中解放了出来，有时间和精力去从事除此之外自己喜欢的事情。仔细想想，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需要人们亲力亲为的家务劳动越来越少，如果不让女性出来从事喜欢工作，追求自己的生活，整天呆在家里干嘛？
女性主义追求一个更自由、更平等、更高效发展的世界。也许你还是会问：为什么女性主义所代表的就是更好的世界，更好的生活？这就不得不说说支持女性主义的几大基本原则：自由、平等（或者正义）。
在这个时代，自由和平等看起来好像是已深入人心的普世价值，很少有人深入它们所代表的理论内涵或可能带来的冲突 。自由平等并不是空洞的口号，也不是一小撮人的一厢情愿，更不是脱离了现实和经济基础的乌托邦。而是人类通过理性和经验，经过了反复斟酌与论证，甚至经历了血的代价后得到的重要原则。即便是这样，对于什么是自由，什么是平等，如何平衡自由与平等之间的内在矛盾，我们依然没有清楚无误、绝对正确的答案。
在一些自由主义者（liberal）和平等主义者（egalitarian）看来，自由和平等本身具有内在价值（intrinsic value）。简单来说，我们想要得到自由或是平等，不是因为它们可以带来其他的价值（比如快乐），而是因为它们自身的价值。自由和平等的价值和其他价值同等重要，甚至更为重要——在自由平等和其他价值发生冲突时，可以为了前者而牺牲后者。
另有一些人则论证，还有其他原因支持自由和平等。比如，罗尔斯通过无知之幕(The Veil of Ignorance)下的原初位置(original position)推出自由和平等的原则。在无知之幕下，人们对于自己的经济社会地位、生存技能和所处环境都一无所知；这种情况下，因为自己实际上有可能是处于劣势的，制定政策和制度的理性选择应该尽可能平等地对待每个人。但这不代表一定要实现完全的、无差别的平等。罗尔斯指出，当社会和经济不平等，如果能够最有效地帮助地位最不利的人，且涉及到的机构和职位能对所有人机会均等的开放，那这样的不平等是可以接受的。
很多反对女性主义的人认为给予女性自由和平等是一种男权社会的施舍——因为女性现在没有能力和地位与男权对抗，而给予她们平等的机会和资源会损害到其他社会价值，特别是降低社会效益。但支持自由平等恰恰在于其会带来其他的价值。从这个角度来讲，女性主义和社会效益并不是冲突的。
第一位女性主义哲学家Mary Wollstonecraft在论证应该让女性也受教育时，给出的理由是：受过更高教育的女性可以更好地教育孩子，并且最终为国家做出积极贡献。我认为这就是一个很好的的阶段性论证：它明确指出了给予女性平等受教育的机会可以提高社会效益。这样的论证也许将女性限制在了传统的家庭领域，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却非常具有说服力。一旦女性受教育，无论最开始她们受教育的原因是什么，都可以尽可能地弱化传统价值体系对女孩和年轻女性的影响，从而提高女性表达她们在社会中承担不同角色的想法的可能性。这是正常化这些想法的非常重要的第一步。
再比如当整个社会价值结构因为经济技术发展发生变化时，女性主义的议题也为无论是作为父亲的还是作为孩子的男性带来了利好。过去是男主外女主内的模式，父亲并不直接参与对于子女的培养，家庭关系靠宗族、责任、权力，而不是感情来维系，但现代社会开始强调父亲在子女成长过程中的参与度。这不仅仅是家庭分工的变化。男性也同样会热切地想要经历与孩子一起成长的过程：看着TA第一次学会翻身，第一次学会走路，第一次学会喊爸爸，握着TA小小肉肉的手写字，一起组装模型，一起打球，一起写代码。从这个角度来看，给男性提供产假不仅仅只是解决女性就业问题，也不只是实现口号式男女平等的途径，而是在打破传统男权社会价值与结构之后，人们自然而然的感情需要。想要参与孩子成长的父亲得到了这样的机会，而孩子也得到了和父亲建立感情联系的机会。
一项针对91个国家、各行各业的21980个国际上市公司的研究发现，在整体净利润的中位数仅过3%的同时，有更多女性的公司预期可以提高6%的净利润。比如说，两家相似的公司，领导层有30%女性的公司相比没有女性领导的公司可以增加高于1%的净利润（Marcus Noland, Tyler Moran, and Barbara Kotschwar, 2016）。
可见，对原有男权社会的颠覆并不意味着社会效率的降低，完全有理由相信存在着我们之前没有意识到的更有效的生产分配方式。而突破性别偏见的影响，获得不受偏见影响的真相正是意识到这些新的、高效的生产分配途径的方式。
最后，也许你会问：作为男权社会的受益者，我为什么要在乎那些因为男权社会而受到伤害的人？为什么要以牺牲自己利益为代价让其他人生活地更好？
首先，并不是身为男性就一定是男权社会的受益者的。男权社会的重点其实不在于“男”而在于“权”。
其次，对于确实会直接受益于男权社会的人来说，我并无意从道德的角度上批判这样的利己主义；相反，我认为这反映了完全合理的政治诉求。这个观点的问题首先出于过于简化个人诉求。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我们并不是独自一人活在这世上的，平日关心的也不止自己一人。再怎么直男，也无法和母亲、姐妹、妻子、女儿这些身边的女性完全割裂开来。并不仅仅因为母亲、妻子因为性别歧视而无法升职加薪这类通过家庭总收入对直男本人的生活质量产生直接影响，而且因为作为儿子、丈夫、父亲、兄弟关心自己身边的人——会为亲友事业受阻而难过，受到不公平待遇而不平，受到欺辱而愤怒。关心他人，与之共情，想人之所想，急人之所急，这不仅仅是一种社会构建的道德规范，也是自然而然的一件事。
再次，这个观点所代表的策略其实并不理性。按照评论者以个人利益为上的思路，完全抛开人情或是道德，抛开真相、自由、平等、正义等等其他价值，推动和发展女性主义运动则简化为一场以身份政治为基础的政治博弈。而博弈是不能只考虑己方诉求的。男性和女性双方都持有一定的资源和筹码，即便在男权社会下，女性也并不是一点谈判的资本都没有。这种情况下，完全利己的策略并不是理性的、可行的。
基于人情或是道德，在由真相、自由、平等、正义等价值构成的体系下，加上政治博弈的结果，大多数人会认可（至少）要像对待一个人一样对待女性。但这样的理论构建并不是女性主义运动的全部。在确立了大方向后，实现目标的途径也是值得讨论和斟酌的。
比如，目前美国物理系的女性比例是非常低的。这不代表女性天生不适合研究物理，反而更可能是性别歧视的结果。但简单粗暴地直接降低录取女性研究生的水平并不是改变这种情况的最好方式，因为这反而更容易造成女性不擅长物理的刻板印象。更好地方式也许是组织研究生辅导、鼓励女高中生学习物理的志愿活动，在她们遭遇困难的时候提供直接的帮助，引导她们思考是不是受到了刻板印象的影响，然后有意识地克服刻板印象。
在我看来，女性主义从来都不是只关于女性的理论。它镶嵌在关于性向、种族、性别认知、人文关怀、经济地位、社会发展、权力建构等等一系列复杂的理论网络中，涉及到政治、经济、心理、生物等各方面的基础问题。
女权主义作为政治运动，不可避免的会有不明真相围观吃瓜的，爱热闹不嫌事大一心只想把水搅浑的，趁机投机倒把为自己捞一笔的。但这都不应该成为反对女性主义的原因。这并不是说女性主义一定是正确的。实际上，无论是女性主义理论内部的矛盾与缺陷，还是实践女性主义的具体途径，都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和讨论。也许有的人对翻来覆去的女权主义讨论已经感到厌烦，或是觉得即便这样讨论下去也没有什么未来。但女性主义的理论基础远没有达到普及。很多时候我们的思维还囿于男权的意识形态，当我们对一切不公正与苦难都习以为常时，便不会再思考这有不对，也不会尝试改变的途径。曾经的黑人奴隶也有觉得自己很快乐的。而每一次关于女性主义讨论的兴起，都是一次呐喊，一次对常态的检验，只要能惊起较为清醒的几个人，给予这不幸的少数者以新知、以希望，这讨论便是有价值的。（文/陆沉同）
(感谢游天龙、林垚对本文的支持和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