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瑞秋·霍姆斯 著，陈慧平 刘曙辉 译：《她这样的一生：爱琳娜·马克思传》，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10月。
书摘|女性主义的先驱:爱琳娜?马克思与英国妇女运动
戏剧兴趣与政治责任在爱琳娜的生活中并行不悖，爱琳娜除了关注戏剧，还把精力投入到政治事业中。3月份，巴黎公社纪念大会在玛格里特召开，与以往相比，这次大会吸引了更多的观众。社会主义联盟与社会民主联盟摒弃前嫌，使这次纪念会成为一个集体事件。爱琳娜与社会民主联盟的汤姆·曼、弗兰克·科兹、彼得·克鲁泡特金一起发表了演讲，彼得·克鲁泡特金是俄国的无政府主义者，当年从巴黎获释后居住在伦敦。海因德曼、莫里斯、约翰·伯恩斯、考茨基和夏洛特·威尔逊也在纪念会上发了言，大家一致认为爱琳娜的演讲是当晚最好的，而且这次演进也是她迄今为止的政治生涯中最好的一次。她的对手也对她的演讲赞不绝口，包括海因德曼，把爱琳娜的演讲称之为“我所听到过的最好的演讲”：
当爱琳娜谈到那些一代又一代甘于奉献和牺牲的人们时，这个女人的身上充满了与这些人一脉相承的正能量，话语充满了感人的力量。在从物质和精神方面提升人类生存境界的伟大进程中，那些无私奉献人们的生命也获得了不朽。
爱琳娜演讲的重点是谈论妇女的角色，妇女也可以当之无愧地成为人类的精英。虽然海因德曼是爱琳娜的政治对手，但他的妻子玛蒂尔德·海因德曼却一直是爱琳娜无声的政治同盟。如果她听到爱琳娜在演讲中把妇女在巴黎公社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角色作为主题，她一定会暗自为之欢呼。妇女在巴黎公社中的领导权成为纪念会演讲的话题，这还是头一次。
爱琳娜给巴黎公社女社员和工会女会员们树立了自信的榜样，像爱琳娜这样的例子也引发了人们的思考。人们开始认识到，妇女解放是社会主义运动取得成功的一个必要条件。换言之，妇女解放不仅是社会变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或者一种需要，相反，它是取得重大社会变革的前提。爱琳娜是纪念会当晚唯一一个讲到性别不平等问题的人，但从听众的反响看，她也是最被认可的演讲者。当晚的听众来自社会各阶层，他们并没有觉得爱琳娜的演讲是在说教，并没有认为爱琳娜用肯定的、自信的、有说服力的话语强调女性主义革命是刺耳的、聒噪的、咄咄逼人的。从这个角度看，爱琳娜的演讲相当成功。
爱琳娜的这篇演讲稿以她和艾威林于1885年合写的《妇女问题：从社会主义视角看》为蓝本。这篇文章以联合署名的形式发表于1886年一季度的《威斯敏斯特书评》上。在她的政治生涯中，爱琳娜始终强调，为有效地解决妇女在社会中的问题，妇女同男人一样参加工作是至关重要的。爱琳娜与艾威林的合作不仅在写作形式上，在思想内涵上也呈现出《妇女问题》的核心。《妇女问题》是两人在接下来的十年中共同完成的重要论文中的第一篇，虽然在这十年中，两人的分工并不是固定的，而是经常有变化，但艾威林始终承认爱琳娜分担的工作更多。
爱琳娜与艾威林都认为，在损害男女关系的要素中，有两个是最为突出的。一是把男女当作不同的生命体来对待，二是不了解真实情况。说到这里，我们应该稍作停留，仔细思考一下这句话的意味。《妇女问题》的发表为人们提供了一个认识爱琳娜的新视角，透过这一视角，人们能更好地了解她为什么要坚持维护与艾威林的关系。在关于女人和如何与男人解决矛盾、搞好关系上，爱琳娜与艾威林所共享的观点清晰无误地呈现在这篇文章中：
首先要陈述的是一个与所有女人相关的观点：女人的生命历程与男人是不同的。他们的生活没有交集，从许多方面看甚至互不相干，而人类的生活也因此而受到阻碍。
关于妇女问题的第一个解答是：必须重视妇女问题，因为妇女受压迫对男人来说也会带来不好的影响，妇女问题会影响到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如果两性中的一方是不完整的，那么双方都会受到损害。“作为一种规律，如果他们不能真诚地、彻底地、自由地、以心换心地与对方相处，那么他们任何一方都是不完整的。”终身未娶的康德或许提供了另一种解答，但是爱琳娜与艾威林并不试图在唯物主义（客观现实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寻找和解之路。他们从更有实践意义的日常生活经验入手：性、欲望、婚姻、谋生、财产权、抚养孩子，以及资本主义消费的影响。
爱琳娜（中）、艾威林（右）和李卜克内西
像马克思和恩格斯一样，他们也认为，现实社会中的男女关系是不合理的。他们身处于现实生活中，对两性在财产、经济上的困境，以及性上的不忠诚并不陌生。在他们合作的著作中，他们试着处理和解决所有这些对他们来说极为熟悉的棘手问题。他们知道现实中的男女关系，并希望在未来的某一天，男女关系会呈现出另一番面貌。上述事实有助于人们理解爱琳娜为什么会把自己与艾威林捆绑在一起，使自己陷入困境。
《妇女问题：从社会主义视角看》的写作一定程度上归功于奥古斯丁·倍倍尔的《妇女与社会主义》。倍倍尔的这本德语书完成于1879年，由于当时俾斯麦政府颁布的“反社会主义法”，它成为一本著名的禁书。1885年，《妇女与社会主义》被翻译成英文，爱琳娜与艾威林也由此把社会主义中的妇女问题呈现给英语读者。这是爱琳娜与艾威林的强烈愿望，因此他们才为这篇文章起了这样一个题目：《妇女问题：从社会主义视角看》。然而，这篇文章在20世纪的英语再版却总是被去掉副标题，这样一来，这篇开创性论文的视角和意图也就消失了。这是需要人们注意的地方，爱琳娜与艾威林的文章验证了倍倍尔关于妇女与社会主义的观点：没有妇女的独立和性别的平等，就没有人类的解放。因此，废除性别不平等是工人运动的组成部分。倍倍尔的这种观点回应了两年前恩格斯所写的《家庭、私有财产和国家的起源》，恩格斯的这本书是爱琳娜得出自己关于女性主义与社会主义关系之见解的另一个思想来源。列宁把恩格斯的这本书称为“现代社会主义的奠基性著作之一”，但直到1902年，这本书才被翻译为英文。在恩格斯写作此书的时候，爱琳娜曾与他进行讨论，并阅读了书的草稿。
就像我们已经知道的，马克思去世后，恩格斯整理马克思的遗著，发现了他的朋友所写的笔记，笔记的内容是讨论家庭的起源与未来，并以美国人类学家路易斯·亨利·摩尔根的发现为文献基础。受马克思启发，恩格斯很快决定化失去马克思的悲痛为力量，投入到关于家庭、私有财产和国家起源的写作中。恩格斯的研究发展并远远超越了摩尔根和马克思，就像是这本书的标题所表明的，恩格斯的研究建立在达尔文的自然选择论和母系社会人类学研究的基础上，而对家庭的现状与未来的思考，恩格斯则以他周围人的家庭生活为素材：他自己的、伯恩斯姐妹的、伦琴的、帕姆斯的、马克思女儿们的。
这里有一个有趣的现象。恩格斯还把赫伯特·斯宾塞的生产与再生产力并列的理论引入自己关于家庭、性别和经济的思考中，这些非常基础的哲学的、政治的、经济的认知对爱琳娜有着很深的影响，使她的思想产生了飞跃。在爱琳娜看来，恩格斯取得了她父亲没有取得的成就，在把历史唯物主义与女性主义结合方面，恩格斯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这一成就之巨大不亚于伽利略的发现。由于伽利略，人们知道地球绕着太阳转，而不是像千百年来认为的太阳绕着地球转。当然，像任何一种理论一样，人们对它的反应既有赞同也有怀疑。通过阅读倍倍尔和恩格斯的著作，爱琳娜把对历史和经济的唯物主义、达尔文主义与对女性主义作家的阅读结合起来，主要包括玛丽·沃尔斯通克拉夫特和玛丽·雪莱的作品。爱琳娜对妇女争取选举权运动，对建立在权利基础上的抗争历来是支持的，但她明白这些抗争的政治局限性：为资产阶级妇女赢得投票和教育的权利只是改变男女不平等问题的一部分，它还没有把目光投向更广阔的领域，没有触及影响性别不平等的潜在的结构性问题。不论在经济还是社会层面，妇女在全球都是受压迫的。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妇女成为紧密结合的生产与再生产体系中的劳动力的补给，从这个角度看，父权制与资本主义不仅是兄弟，而且是孪生兄弟。
与克拉拉·蔡特金一样，爱琳娜认识到，由于处于不同的经济阶层，妇女被区分开了。资产阶级妇女的反抗倾向于条件反射式的，她们要反抗的是男人们，而工人阶层妇女的反抗则不得不是激进的，她们要反抗的是整个社会：
现在，对男人的真正反抗开始了。现在，受过教育的女人们：女医生、女公务员、女律师们成为男人们的对手，她们再也不想在道德和智力上处于低下地位，她们是反抗她们的玩偶之家的娜拉们，她们想要过属于自己的生活。从经济上和智力上说，她们的要求并不虚妄，而是完全可以实现的。
但是工人阶层妇女们的情况则不同，无产阶级妇女被迫进入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之中，因为她们的劳动力是廉价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她们是完全被动的，相反，她们也可以成为革命力量。作为工人，无产阶级妇女的处境不同于受困于家庭的中产阶级妇女，“但事实上她也要付出代价!”爱琳娜写道：
这也就是为什么无产阶级妇女不能像资产阶级妇女那样只是反抗她同一阶层的男人……资产阶级妇女向男人们争取权利只是为了获得公平竞争的机会，而对无产阶级妇女来说，她要同无产阶级男人一道去反抗资产阶级。对她来说，建立一个新的屏障是必要的，如此才能反对资产阶级的剥削，才能保障她作为妻子和母亲的权利。无产阶级妇女的目标不是为了争得与男人自由竞争的权利，而是要获得无产阶级的政治权利。虽然她也赞同资产阶级
妇女运动提出的要求，但这是因为这些要求有助于她更好地投入到与同一阶层的男人们反抗资产阶级的斗争中。
爱琳娜对社会主义组织在性别平等问题上的留守态度感到不耐烦。她和艾威林写作《妇女问题》的目标就是要表明，女性主义问题是工人阶级运动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而不仅是一个方面的问题。解决性别不平等也是解决经济问题的基础，工人运动史上，《妇女问题》是第一篇由妇女活动家所写的论文，也是第一篇由妇女所写的关于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妇女问题的宣言。《妇女问题》发表于第二国际在巴黎成立的前夜，当时爱琳娜与克拉拉·蔡特金都就妇女和劳工问题发了言。《妇女问题》成为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运动的经典文献，并从理论和行动上为其提供了行动指南。所有阶层的妇女共同劳动，以及妇女与男人共同劳动的必要性是爱琳娜关于妇女解放思想的两个主导方面，她与艾威林合写的文章正是这一主导思想的体现。他们明确指出，俩人是各自有独立思想的社会主义者，谁也不代表谁。在这篇文章中，爱琳娜和艾威林把父权制社会妇女受压迫与无产阶级联系起来。他们像沃尔斯通克拉夫特、恩格斯和倍倍尔一样，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中妇女受压迫的根源是经济的和社会的，而不是由生物和自然属性所导致，生物和自然属性不是妇女受压迫的必然根源。《妇女问题》探讨了19世纪意识形态领域所涉及的性别不平等的方方面面：买卖婚姻、不合法的卖淫、性别隔离、缺乏卫生保健、对妇女生理功能的研究不足、缺乏性教育、对男人与女人行为的不同道德判断标准、社会对妇女贞洁的不自然而虚伪的期待等。他们提出，很多性别不平等现象超越了经济阶层的划分，这种不平等使中产阶级妇女成为家庭中的无产者。因此，他们虽然对有局限的妇女运动，如争取投票权和限制卖淫等十分关注，但同时指出，争取公民的投票权和作为议会代表只是妇女运动的一个微小方面。妇女们应该联合起来，超越阶级划分?，建立统一的女性主义阵线，共同反抗资本主义生产与再生产规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