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和的女权主义者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认为您的哪些观点契合女权主义，又有哪些不同之处？
韦尔登：我认为自己是一个女权主义者，原因在于我一直关注女性福祉。但我并不是那种女权主义者——指责男人“压迫”女人，而且认为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情况依然如故。女权主义让女性获得了独立、尊严和平等的法律地位。这是一场成功的革命。但即使我们获得工作赚钱的权利，事实却证明，我昔日的那位抱怨女人抢男人饭碗的男同事是对的。女性就业几乎成为一种义务，但它分走了男人一半的收入，使得一个普通男人无法养活一家人。现在，女人也必须工作，而这与女性照顾孩子的本能相违背。
强硬的女权主义者否认母性本能，将其视为一种社会建构并主张加以克服。她们认为，一个待在家里的母亲是一个游手好闲的自私自利者。对于“真正的”女权主义者来说，这样的观点令人深恶痛绝。有很多在托儿所和幼儿园长大而不是由母亲在家里照顾长大的年轻人深受精神疾病困扰，他们生活不幸，行为乖张。这些年轻人会在社交媒体上向同病相怜者寻求安慰、指导和教育，也就不足为奇了。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认为女权主义运动发展到今天，有哪些得失？
韦尔登：乐观估计，女权主义对大约40%的女性而言发挥了正面作用，这些女性包括受过良好教育、聪明美丽、精力充沛而身体健康者。对于其他的 60%而言，情况并非如此。她们其实感到疲惫而焦虑——她们本来宁愿待在家里照顾孩子，得到经济照顾， 然而却不得不工作。
如今很少有母亲可以悉心照料孩子。男人陷入困境，对女人怀恨在心。我认为，他们对变性运动的强烈支持是怨恨女人的表现。支持变性运动曾经可以理解，但现在却走向了极端——这是两性战争的一条新战线。我2017年的小说《女魔头之死》（Death of a She Devil）就是关于这些问题的。
男性的本能是照顾无助的妇女和儿童，没有这种需要的时候，男人们通常迷失自己，去散播自私的基因。现在女性可以独自照顾自己和孩子，男性不知道自己能扮演什么角色。这些说法让一些女权主义者嘲笑我犯了“生物学主义”的错误。
《中国社会科学报》：波伏瓦认为，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形成的。您是否赞同她的观点？
韦尔登：我同意生物学的观点，女人是天生的，而不是后天形成的。尽管我也赞同，女人很可能像波伏瓦所说的那样是 “第二性”。
1928年，由于妇女参政运动，英国女性获得平等的选举权。这是欧洲女权主义的第一次浪潮。1949年，波伏瓦所著的《第二性》一书则引发欧洲女权主义的第二次浪潮。
波伏瓦认为，男人被默认为本位，而女人则是“他者”：“因此，人类是男性的，男人没有将女人定义为独立的存在，而是相对于男人的存在。” 她认为，做母亲这件事把女人禁锢在动物性上，因此，男性可以主宰女性和自然。
波伏瓦所言符合当时的情况。我在1965年第一次读这本书的时候，也因此向女权主义倾斜。但是，从那以后，女性发生了变化，男女角色已经逆转。女人被默认为本位，而男人则成为“他者”。女性可以自由选择避孕，从而选择是否生育，再加上女性可以接受教育，人口出生率开始下降。我认为，如今女人有赚钱的自由（事实上，女人别无选择，必须赚钱），而不再像动物一样禁锢在她的宝宝身上，今天的女人生来就是独立的，不是后天使然。
第四波女权主义者倾向于赞同波伏瓦。在关于女人到底是天生的还是后天塑造的争论中，她们支持后者，认为性别不是死板的，可以根据个人品位来改变；人们可以自行决定是男是女，自我界定就足够了。
但是，我认为，改变可能成为一个失控的钟摆。我希望2018年相对合理的“Me-Too”运动是钟摆的最远端。我相信，正常、愉快的男女关系终会恢复。
费伊·韦尔登（Fay Weldon），英国小说家、剧作家、编剧，大英帝国勋章获得者、英国皇家文学学会会员，1931年生于英格兰，成长于新西兰，后返回英国。
韦尔登著有34部长篇小说，其中包括处女作《食戒》（The Fat Woman’s Joke, 1967）、《女魔头的人生与爱情》（The Life and Loves of a She Devil, 1983）等，后者由BBC改编为电视剧，好莱坞改编为电影；回忆录《费伊自传》（Auto da Fay, 2002）；5部短篇小说集，包括《恶女》（Wicked Women, 1996）等；大量电视剧本、广播剧本，其中《楼上楼下》（Upstairs, Downstairs, 1971）的首集剧本曾获英国编剧协会“最佳电视剧剧本奖”。她曾担任1983年布克奖评委会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