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近年来，女儿养老成为一个重要社会现象。本文作者通过“子代在农村老人就诊支持中的作用”这一侧面，考察农村养老代际支持的性别差异。分析显示：在门诊就医中，女儿提供更多支持；在重大疾病就医中，农村老年人更依赖儿子支持。儿子受“名分”和“责任”伦理压力影响，多履行正式责任和义务；女儿承担“情分”和“良心”压力，其赡养义务多以非正式的方式建构。
近年来，代际支持与家庭养老研究成为社会学研究的一个热点议题。据传统观念，代际支持中，子代大多是指儿子，很少指女儿。随着女性地位提升，女儿养老也成为家庭养老的一个重要主题。目前的研究中，对女儿养老的探讨相对缺乏，除了一些女儿养老的定性研究和区域性调查研究外，很少有对子与女家庭养老功能的大范围定量研究。女儿在家庭养老中究竟发挥着怎样的功能？我国传统的家庭养老内涵是否发生了变化？为考察这个问题，笔者利用2015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数据，对农村老人门诊和住院影响因素进行了logic回归分析，以期通过“子代在农村老人就诊支持中的作用”这一侧面，探讨上述问题。
儿子养老的结构性困境与女儿养老作用上升
关于家庭养老模式的分析，比较有影响力的是费孝通提出的中国家庭养老的“反哺模式”，并与西方的“接力模式”进行比较分析。儿子养老是与承祧、祭祀和财产继承为一体的，这样一种家庭制度，在以“家”为本位的中国乡土社会中，通过家庭权力机制、道德机制以及法律机制得以长期贯彻和执行。女儿在这种家庭制度中，其地位一直是被边缘化的。在传统的父权、夫权家庭权力结构中，女儿与娘家的联系, 情感纽带所承载的“顾娘家”行为在家庭制度的束缚下有限。
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农民工群体不断扩大，农村家庭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家庭成员的职业身份、收入结构、居住方式、养老观念以及代际关系都发生了变化，家庭养老功能弱化。亲子关系作为家庭养老行动的结构性条件，成为这一时期研究的主要关注点。受传统观念的影响，在考察农村地区的代际关系或代际支持问题时，更多是将儿子作为老年人生活的主要支持者，往往忽略了女儿在老年人赡养与帮扶中的作用。
事实是，在现代化过程中，随着家庭结构的核心化、农村青年劳动力外流、以及养老观念的变迁，依赖儿子赡养的农村家庭养老制度面临困境，儿子的工具性意义在减弱。与儿子养老相比，有研究认为女儿养老是出于父母对自己的抚养，更多注重代际间的延期交换，赡养的逻辑是情感，女儿养老则没有回报。且是通过“顾娘家”的自愿行为，是非正式的且没有名分，是在温饱基础上给父母提供物质资源和精神赡养。
女儿数量影响老人门诊就医，儿子数量影响老人住院就医
随着农村居民人均收入水平的逐步提高，农村老人日常生活能够得到基本保障，不再成为养老的核心问题。但是人口寿命的延长及老年人口身体机能的退化，使患病成为老年人生活的常态，高血压、糖尿病等各类慢性疾病及一些突发性老年病使老年人健康风险增加。患病就医成为农村老人养老的一个核心问题，给老人及其子女带来了经济、身体和精神上的压力。由于自我经济积累不足以及农村医疗服务资源的匮乏，农村老人就医不论是在经济上还是服务上都需要家庭子女的代际支持。因此，家庭代际之间如何为老人就医提供经济支持与非经济支持，成为新时期考察农村家庭子女养老的重要内容。
笔者的研究显示：在门诊方面，老人的经济能力、是否拥有医疗保险和女儿的数量是重要影响因素；而在住院方面，老人的经济能力与是否拥有医疗保险的影响不显著，只有子女经济支持和儿子数量的影响显著。这说明，在门诊上，费用较低，老人通过合作医疗的支持，经济上自己能够承受，不需要子女的经济支持；但当老年人需要住院花费较高时，老年人无力支付的情况下，则不得不依赖来自子女的经济支持；在代际分居，尤其代际城乡分居越来越成为主流的今天，农村老人的家庭养老首先体现为老人的自养，代际支持是在自己无力支持的情况下才会寻求子女的支持，这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学者林世勋和学者倪波子女经济支持的“填补”理论。
在代际支持上，子与女的数量对老人的就医行为影响不同。女儿数量与农村老年人门诊情况成正相关，儿子数量则没有显著影响；住院则与此相反，儿子数量与农村老年人住院存在正相关，女儿数量没有显著性影响。这说明在门诊这种日常生活照顾的过程中，女儿提供了更多的支持；在重大疾病方面，农村老年人更加依赖儿子的支持，儿子仍然还是老年人重要的依靠对象。
这进一步验证了农村老年人赡养中“儿子出钱、女儿出力”的子女性别分工模式，即儿子在经济方面的直接效应大于女儿，而女儿在生活照顾方面的直接效应大于儿子。也同时说明，子与女在老人赡养功效和赡养内容上存在差异性，儿子经常是在父母发生重大疾病或者意外时才会对其养老有所重视；而女儿则会在日常的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方面为父母提供一定的支持。相对于传统的儿子养老而言，有女儿参与的分工方式会使老年人获得更多来自子女的经济支持。
女儿养老面对 “情分”伦理压力，儿子养老面对 “责任”伦理压力
根据学者唐灿对儿子和女儿赡养老人所面对的两套不同伦理压力系统的解读，可以对结果进行这样的分析：儿子受“名分”和“责任”的伦理压力影响，多履行较为正式的责任和义务；女儿承担的是“情分”和“良心”的压力，在赡养关系中责任和义务的规定，多以非正式和模糊的方式被建构。在父母住院的时候，继承父母财产的儿子有提供较高医疗费用的义务，在农村地区，住院消费往往是一笔明明白白的账目，儿子们如何分摊和支持，多有记录和见证；但是在日常生小病看门诊情况下，零碎的支出和日常照顾多无法清晰计算，需要日常看望和琐碎的数额较低的部分经济支持，这种带有非正式性和模糊性的支持形式大部分则由女儿提供。
由此可见，中国传统家庭养老模式在慢慢发生着一系列的变迁，代际之间、子女之间的关系模式、责任分工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在目前农村地区，由于农业种植不再是家庭的唯一经济来源，土地也不再是财产继承的核心，成年子女越来越少与父母共同居住，老年人逐渐失去了资源分配者的角色。但是，很多老年人就医过程中所需的经济支持和生活照顾仍旧来源于子女，儿子和女儿共同为老年人提供支持。这说明，传统的家庭观念以及相关的法律和道德舆论仍然对农村子女产生一定约束力，只是，在现代化影响和儿子养老支持衰弱的背景下，将传统的“养儿防老”和现代的“男女平等”结合起来，以女儿养老支持形成补充，共同完成家庭所需承担的养老责任。
（杨桂宏为北京工业大学文法学部教授，孙萍萍为该校研究生）
注：本文得到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15BSH125）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