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受多方影响，我国适龄人口生育意愿偏低，总和生育率已跌破警戒线，人口发展进入关键转折期。”近日，民政部部长李纪恒在《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辅导读本中撰文表示。他同时提出，要引导生育水平提升并稳定在适度区间，增加劳动力供给。
此消息很快登上微博热搜，一场关于生与不生，为何不生，怎样才能生的讨论由此展开。而无论是网友讨论还是专家观点，都将不生的原因剑指生育难、养育贵。专家表示，“十四五”规划建议提出的“增强生育政策包容性”“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及“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等，体现了国家态度，需尽快落实到具体政策中。
未来出生人数减少已是大势所趋
李纪恒文章中提出的“人口发展进入关键转折期”等意味着什么？近年来我国人口出生情况如何？
数据显示，我国出生人口数量已连续数年下降。据国家统计局统计公布，2019年我国出生人口1465万人，人口出生率为10.48‰，比2018年下降0.46个千分点。而10.48‰的人口出生率是自2000年以来的最低值。
此前的几年，在2015年实施的“全面两孩”政策影响下，2016年出生人口数量有所回升，达到1786万人；但在2018~2019年生育进入政策调整后的平稳期，这一数据又开始逐年下降。
总和生育率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每位育龄妇女平均生育的子女数量。“学界普遍认为，总和生育率在2左右是一个比较理想的状态，但未来出生人数的减少已是大势所趋。”南开大学经济学院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原新对此表示。
我国出生人口总量减少的主要原因是育龄妇女人数持续减少。原新说，目前我国育龄妇女人数进入了一个快速下降的通道：十三五期间，我国15~49岁的育龄妇女人数平均每年下降530万~550万；十四五期间，20~34岁生育旺盛期的育龄妇女，平均每年减少550万~600万。“这是一个很严峻的社会问题”。
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杨舸认为，应从三个方面来看待人口发展的“关键转折期”。首先，生育率继续下行的可能性很大，据数字估算，2011年~2015年，我国总和生育率均超过1.6，2016年和2017年的总和生育率则超过了1.7，但2018年该数字下降至1.5，2019年降至1.45左右。“从部分地区的出生人口来看，2020年的总和生育率可能再创新低。如何提升生育率将成为一大难题。”
杨舸表示，其次，老龄化进程持续加快。我国第二次人口出生高峰在1962年至1969年，这批人口将在今后10年逐渐进入老年期，老年人口规模加快增长，对养老金支出产生较大压力，如何处理人口老龄化带来的负面效应考验着整个社会经济体制。
“在未来10年内，我国将进入人口负增长阶段，对整个社会经济发展都带来深远影响，如何处理应对，具有巨大挑战。”杨舸强调说。
生养成本高影响生育意愿
生育率下降的重要原因之一，正是社会上探讨较多的“生育意愿低迷”问题。为什么不愿意生？记者采访的多位女性道出了自己的苦衷。
“对于一个大龄未婚女性而言，每次听到朋友或家人讨论学区房、兴趣班、生活压力、每月花费……就觉得很恐惧。”“对于我们这些外地人来说，买房、生活成本太高，生了孩子也没有什么好的学校接收，所以……不想生娃。”“生活压力大，生了孩子给不了他好的生活和教育环境，不想把孩子耽误了。”“生了老二谁来带？我们夫妻俩必须上班，老人年岁已高，帮着带了一个已经很感激了，不敢再要老二了。”
可见，生育养育成本问题是生与不生的重要考量因素。而另一种情况，是女性在工作与生育间的博弈。
“生了娃就要面对随时被公司淘汰的风险，公司里这样的例子不少，我暂时还是先把工作稳固下来，再考虑生娃的事吧。”多位女性的“担忧”无不反映了当下的无奈。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家庭生育决策影响机制研究”团队曾在2016~2017年间做过一次“全面两孩”政策施行后的生育意愿调查。结果显示，在已育一孩的女性人群中，计划生育二孩的女性仅占28.3%~30.1%。其中，超过1/3的调查对象表示，不想多生的原因是“经济条件不允许”，而“没人帮忙照顾孩子”也是限制女性生育二孩的一项重要因素；同时，工作压力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女性的生育意愿。
杨舸对此表示，生育意愿低有复杂多重的影响因素，从各类调查的结论来看，生育和养育成本是最多考虑的，其中包含物质成本、时间成本、机会成本和责任成本等，女性在养育子女后对教育的投入、职业前景的影响也都是重要考量。
除此之外，杨舸说，当代青年思想文化观念的改变也是影响因素之一，一些调查表明，“90后”“00后”的生育意愿更加多元化，对个人主义、消费主义的崇尚会引起家庭、婚姻观念的改变，使得“是否必须结婚”“是否一定要有小孩”更加不确定。
建立可持续性的政策体系
当记者问到，解决了哪些问题，你就愿意生小孩了？对此，不少妈妈的回答是，“如果有人帮我带”“如果养孩子不那么贵”“如果能解决孩子的上学问题”……
民众的声音已被关注到——《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提到，“增强生育政策包容性”“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
李纪恒在文章里也写道，“要大力发展0~3岁婴幼儿照护服务，增加惠普性学前教育供给，优化义务教育教学安排，缓解家庭教育扶养孩子的后顾之忧。”
杨舸认为，“十四五”规划建议中提出的这些政策建议，表明国家将在降低养育成本、支持家庭发展方面出台更多政策。“在这些方面确实还有很大的政策空间。”她表示，鼓励生育需要一揽子的政策支持，包括婚育假期、生育津贴、劳动权益保障、托幼照料、儿童教育等，同时也要符合我国的国情国力，建立可持续性的政策体系。
“人口的发展变化看似缓慢，但政策起作用也需要较长时间，因此必须从现在开始抓紧政策的制定和落实。”杨舸强调。
原新表示，“十四五”规划建议中提出的这些政策方向非常及时和准确，具体而言，他认为，首先要增强家庭服务支持政策，包括经济、社会、教育、生育、文化等多重方面，要把社会公共政策及社会化服务政策内化到家庭功能的政策体系中。
其中，托幼服务和政策是当务之急。原新说：“生儿育女这件事，并不只是为家庭，更是为社会，社会有义务为生育负责任。近些年来，在政策方面已经有所行动，比如延长女性产假、增加女性陪护假等等，这是一个好现象。”他建议，类似这样的政策应不断出台，比如完善托幼服务、增加教育补贴、为多孩家庭减税等，从生和养的角度为减轻家庭负担做好政策支撑，以刺激生育。
从宏观角度来看，原新建议，要建立生育友好型的社会政策环境和人文环境，比如，制定政策法规保护女性不受就业歧视，保障其就业和生育权利；企业在招工和员工晋升方面不应以婚否或育否作为衡量条件等。
除此之外，他还提出，要加强生殖健康方面的技术和服务，让想生育的育龄妇女可以生，这是健康中国和全生命周期卫生健康服务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