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人类走过的生命周期，我们始于父母组建的原生家庭，终结于离开自建的家庭，其间不论是先爱后婚还是先婚后爱，对爱情的渴望和发生，都意味着在情感上所表现出来的对原生家庭的流出意愿和行动，而成婚则搭建了一个不可或缺的人生桥梁，直接通往婚姻当事人要去构建的自己的家庭，去迎接爱情的结晶或者婚姻的生育成果——自建家庭的新成员。
这种持续很久的爱情、婚姻和生育，特别是婚育的人生顺序，却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不断被打乱和发生变化，分发出越来越多元化的模式：如跳过婚姻，未婚先孕；意愿或非意愿推迟婚姻，错过生育的最佳时期；停留在婚姻阶段不生育；多次又婚又育；不婚不育等等。从这些分化中，不论是没有婚史的单身人口在扩大、在婚姻中逗留的时间在缩短、进入婚姻的次数在增加，还是总和生育率和粗人口生育率在下降，都说明关注生育，不能不关注婚姻。二者之间存在着十分密切的关系，我们再也不能把婚姻当成既定的外生变量了，也正是婚姻的变化使得生育支持政策缺乏落地的支撑，或者政策的人口增长效应被削弱。
从这个角度来讲，寄予期待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不仅要着眼于生育从过去单一的数量政策扩展到包括数量、质量和结构的共同优化，生育观念和积极转变文化观念的综合政策体系，还要突出促进整个家庭综合发展，特别是婚姻建设和健康发展的支持。
其实，出于三个思考的逻辑，没有婚姻就可能没有生育。第一，女性推迟进入婚姻，错过最有生殖能力的最佳生育年龄，缩短女性的整个育龄周期，造成对生育数量和质量的双重影响。第二，低质量婚姻不仅降低婚内生育意愿，而且还加大离婚直接中断生育的风险，使每一个婚姻的生育率明显下降，过去一个稳定的婚姻高生育率需要现在好几次婚姻才能实现。第三，高离婚率不仅给婚生孩子的养育和教育造成一定的困难，而且还直接破坏年轻人对婚姻的印象和态度，恐婚、拒婚、更大时间跨度地推迟结婚、即使结婚也信心不足，都让单身不婚主义在年轻的代际之间蔓延，生育也就失去了婚姻的最重要最基本的生理、情感和社会支撑。
所以，在理解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关于建立生育支持政策体系的精神，应该注意三个方面的深化，一是从生育支持的政策设计前移到对婚姻支持的社会联动，这需要对整个社会强化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新时代家庭观教育，以形成对婚姻的正确认识、积极态度和建设高质量幸福婚姻的社会信心。二是要结合家庭力量，一起稳定中国婚姻，降低离婚率，尤其要让男女平等基本国策进入家庭生活，强化已婚男性对婚姻家庭生活的性别责任和投入。三是解决婚姻生育中面临的挑战，在婚姻和生育之间恢复积极的双向互动，理想生育能提升夫妻的婚姻幸福感，婚姻质量提升又能激发夫妻双方生育的热情，其中比较重要的要把握好几点：
首先，降低婚姻建立和维持的成本，数字化的婚恋公益支持平台和网络要尽快建构起来，让年轻人用普惠，而且是零风险的方式在更多选择中找到自己的意中人，通过廉租住房、适当的结婚补贴等有效降低价格越来越高、明显过度市场化的嫁娶成本。
其次，视情况减少“996”的上班时间要求，给婚姻生活和情感互动提供更多的时间、心情和情趣，对生育的政策支持也要更多地转化为对婚姻稳定和质量提升的支持。鼓励生育首先是鼓励婚姻、爱护婚姻和支持婚姻。
最后，让先进的医学防护、对症选医、医疗技术和医保方案在更多科研资源投入下，提高综合水平和保障力度，有效预防和降低出生残缺率、提高生殖力和怀孕率、降低相对高龄的生育风险率。在不破坏出生人口性别平衡的前提下，能否帮助一些家庭和生育主体进行孕前的人为性别选择，如已经生了一个女孩，让他们能够生一个男孩，尤其是已经生了两个男孩，让他们如愿再生一个女孩，既让更多的家庭实现儿女双全的幸福生育追求，又减少因为性别的顾虑而放弃生育更多孩子。
联合国人口基金会发布的《2022年世界人口展望》显示，韩国的总和生育率只有1.1，在198个受调查的国家中倒数第一。而且，韩国的生育率已经连续三年位列全球倒数第一。按照目前的出生率，大约再过700年，韩国就会在这个世界上“消失”。我国现在的总和生育率是1.3，上海平均每位适龄女性只生0.7个，这种超低的生育率水平，一方面推高老年人口的抚养系数，另一方面加快人口负增长拐点的到来。中国目前已经出现人口负增长，还有学者预测，到2050年我国人口将减少到12.64亿，2100年将继续降至6.85亿。与此同时，还可能有越来越多的家庭在成年孩子不结婚不生育的躺平中走向不可持续。
面对这样的人口和家庭情势，在婚姻和生育问题上也需要倡导一种家国情怀，在尊重个人选择的前提下，强化年轻人积极的婚姻和生育态度与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