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6日~17日，“性别平等与可持续发展——中德比较研究”研讨会在北京举办。会议分“社会性别与男女角色定位”“社会性别与经济发展”“社会性别与学科建设”“社会性别与公共政策”四个模块展开，对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女性劳动参与及男女同工同酬、儿童照料、媒介传播与女性发展、女性学学科建设等问题进行了充分的交流和对话。
■ 中国妇女报·中国女网记者 11月16日~17日，由中华女子学院中国妇女发展研究中心与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基金会联合主办的“性别平等与可持续发展——中德比较研究”研讨会在北京举办。来自中德两国的50余名专家学者参加了此次会议，对女性劳动参与及男女同工同酬、儿童照料、媒介传播与女性发展、女性学学科建设等问题进行了交流。
中德性别平等推进的机制与历程
性别平等作为政策要求与良好社会风尚，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不断推进和发展。政策引导、政府支持、公民性别平等意识提高、性别平等研究与推动者的呼吁等各方力量的相互合作、相互促进，推动了性别平等的进程。
德国波鸿鲁尔大学伦茨教授讲述了德国性别平权推进过程中，政策法律协约等规范性基础、各党与政府的性别平等意愿、妇女运动与性别研究机构四者之间的复杂关系与演进过程。在德国，女政治家、相关政府部门、女性研究者、性别平权组织之间形成了“温柔的魔幻三角”的关系。她以禁止婚内强奸入法这一示范性项目为例，剖析了四者之间相互合作、相互监督、相互促进，共同推动婚内强奸由形成意识、发起讨论到推动立法转变的过程。伦茨教授进一步阐释了性别研究在性别平权推进中的重要意义，认为性别研究日益具有跨地域性，善于从性别、阶级与移民的角度观察性别不平等，折射了性别关系的多样性。
与伦茨的视角不同，中华女子学院陈方教授以中国女性学学科建设的历程为切入点，管窥中国男女平等发展的进程。她讲述了中国女性学学科在经济体制改革、男女平等政治传统、妇女运动国际潮流及改革开放初期的思想解放运动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之下兴起，并获益于市场经济体制的深化、联合国社会性别主流化的深入、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保障及《中国妇女发展纲要》的肯定等多种因素而确立，直至今天发展成为拥有数十个分支领域，含本科、硕士和博士三级教育层次在内的学科体系的过程。由中国女性学学科建设的过程可以看到，同德国一样，中国性别平等事业的发展也离不开政策法律的保障、政府支持与妇女研究者的推动。
变迁与延续：中德性别平等发展的矛盾性
相比于延续数千年的传统性别观念，虽然整体上看，性别平等在不断推进，但也面临反复性与矛盾性。
德国莱茵瓦尔应用技术大学教授欣特胡贝尔认为德国统一后，由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在统一前所采取的不同政策，使得统一后的德国在政治制度的更迭及市场经济原则中都充满了矛盾性，在性别议题上也面临重新融合。统一后的德国，女性受教育水平提高，但接受成功教育的关键依然取决于社会和种族出身；在政治方面，虽然近30年来，德国女性参政情况也有很大发展，女议员数量增加，担任政治领袖的女性人数也在上升，但也面临男性主导政治机制、升迁的非正式结构与升迁模式更有利于男性等问题；在劳动力市场中也仍然存在职业的性别隔离与职业发展的“玻璃天花板”问题；男外女内的家庭模式使得女性承担大量无酬的家务劳动并限制了其职业发展等，德国性别平等进程充满矛盾。
作为探视社会性别关系、观念的媒介，影视作品中男性形象和女性形象的变迁可以用来分析一个国家和社会的性别平等进展。中国传媒大学媒介与女性研究中心副主任王琴选取获得“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的影片中的男性形象与女性形象作为研究对象，对不同时期电影中的性别形象进行了梳理和分析。她的分析表明，电影建构出了处于动态变化的男女形象，呈现出处于流变中的多元的男女形象；但也依然受制于传统性别刻板印象，迎合“男性主导-女性依附”的性别权力关系，这与电影产业发展的市场化逻辑及社会中政治、艺术的发展都有所关联。中国性别平等的进程也具有复杂性。
女性劳动参与、家庭照料责任分配与性别平等
女性的家庭-职业平衡问题越来越受关注，女性承担绝大部分家务劳动的传统至今依然没有得到显著改变，这限制着女性的职业发展、劳动参与，也对国家经济的发展构成挑战。
中华女子学院刘伯红教授从就业机会、收入和无酬劳动三方面分析了劳动力市场中的社会性别状况，指出男性和女性的就业绝对人数都在增长，但男女的劳动参与率都在下降，其中女性下降的速度更快；在收入方面，1990~2010年间，无论城镇还是农村，就业者收入上的性别差距都在不断扩大；在无酬劳动方面，女性每周花在无酬劳动上的时间是男性的近三倍，这种现象在农村地区尤为突出。她对中国未来经济社会发展提出了建议，包括防治就业和职业性别歧视，坚持同工同酬，承认无酬劳动的价值等。
德国《第二次性别平等报告》研究组组长弗莱聚焦照料工作中的性别差异问题。她结合2017年6月德国联邦政府内阁通过的《第二次性别平等报告》的内容，详细阐述了重塑就业与家务的重要性，并提出了建议。弗莱指出，现在的职业-家庭分工模式阻碍了“追求一个男女享有平等实现机会的社会，在生活中共享机遇，共担风险”这一理想的实现。调查显示，在德国，工资、养老金、在照料工作中所花费的时间都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为解决这一问题，弗莱提出一方面应该重视因承担照料工作而无法参加全职劳动的女性的权益保障问题，就“全职”概念展开讨论，对其进行扩展，纳入部分非正规就业的情况，并对非正规就业者提供配套的社会福利，引入选择性劳动时间法；对于那些全职参加劳动力市场的女性，也提倡男女共享育儿假，共担育儿责任，对养育未成年子女的照料人实行弹性工作时间预算；提高专门从事照料工作的照料工作者的地位，对其提供进修和资金支持，提高其接受教育的质量，实行合理的奖励制度；进一步改善儿童照料的基础设施；在宏观层面上，每届政府任期内，都必须制定性别平权政策目标，并完善性别预算制度。
与弗莱一样，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家庭与性别研究室副主任马春华对儿童照料的直接成本与间接成本进行了划分，并提出了测量儿童照料直接和间接成本的方式。在她看来，儿童照料的间接成本即“为了照顾儿童父母损失的收入”，包括照料者因照料工作所造成的收入减少、职业前景丧失及与之相关的养老金收入。儿童照料的间接成本具有明显的性别差异，女性所付出的间接成本极高，女性教育水平、就业率不足也对国家经济发展产生影响，并影响生育率。而中国现行的家庭政策在家庭福利供给中仍处于缺位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