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八十年代，《纽约时报》华裔女记者雪莉·邓恩与丈夫、同事尼古拉斯·克里斯多夫来到中国。
“我们在中国待了五年，那是一段非常精彩的时光。”中国成了这对夫妻新闻事业的起点。雪莉·邓恩与尼古拉斯·克里斯多夫的大部分报道采取联合写作的方式。
由这对夫妻共同合作的《天空的另一半》即将与大陆读者见面。
帮助妇女，打击贫困
《天空的另一半》中一个重要的论点是：女人不是难题，而是解决之道；女孩的苦境不再是悲剧，而是契机—“帮助妇女是打击贫困的策略”。
20多年前的中国，雪莉与克里斯多夫刚刚结婚。在中部贫瘠的大别山区，他们认识了一个骨瘦如柴的13岁女孩戴满珠，她与父母、两兄弟和姑婆住在山坡上的一间残破的木头棚屋里，从家里走到最近的公路，至少要两个小时。
学习成绩优秀的戴满珠交不起学费，家人也因为女孩接受教育没有什么用处让其辍学。1990年，雪莉夫妇为此写了一篇报道，纽约一名读者看到后，通过摩根银行汇了1万美元帮助戴满珠支付学费。那笔钱被当地用来建造了设备更好的小学，并且为该区的所有女孩提供了上学的学费。
戴满珠本人读完了小学、初中、高中，最后考上了会计学校。毕业后，她在广东省找了份工作，担任当地工厂的会计。一两年后，她开始帮亲朋好友找工作，她寄回家的钱越来越多，父母成了村里数一数二的有钱人。2006年，戴满珠嫁给了一名技术一流的铸模师傅；第二年，30岁的戴满珠生下一名女婴。她后来在东莞的一家台资电子公司担任主管。
在雪莉看来，戴满珠的故事只是众多中国女孩的故事之一。他们踏进广东省的各个工厂，找到了无数戴满珠。
这些工厂仿佛雌蜂群聚的嘈杂蜂窝。由这里生产的鞋子、玩具和衬衫充斥着美国的购物商城，为中国带来的经济增长前所未见—同时缔造了反贫穷计划中最有效的纪录。在中国沿海地区的工厂中，组装生产线上的员工八成是女性—在东亚制造业生产线上，女性至少占七成。亚洲的经济发展，大幅度地赋予了女性的经济权。“她们的手指较小，比较适合缝纫。”一家女用手提包工厂的经理对雪莉夫妇解释。“她们乖巧顺从，工作比男人还卖力。”一家玩具工厂的老板接着表示，“而且我们可以付她们较低的工资”。
“中国的模式让我们了解：血汗工厂让女性发展得更好。”雪莉说，这一让美国人大吃一惊的结论，实际上得到了诸多快速成长的亚洲经济体的共同验证，同时也得到了经济学家们的学术认同：妇女的确是地区发展策略的关键。
研究东亚问题的经济学家注意到一个普遍的模式：以前这些年轻女性对于国民生产总值的贡献微不足道，后来，当国家把她们注入经济领域，随即劳动力大大增加。发展经济的基本处方就是缓和压制，不只让男孩接受教育，也让女孩接受教育，并且让女性拥有搬迁到城市及在工厂工作的自由，同时，国家还会因为这些女性的晚婚和减少生育，从而迎来了“人口红利时期”。这些妇女还会资助晚辈亲人的教育，把薪资的一部分用来储蓄，从而提升国民储蓄率。这样的模式被称为“女孩效应”—由于女性染色体由XX组成，这一模式又称为“双X解方”。
“中国已经是发展中国家性别议题的模范。”雪莉称，“中国在改善妇女地位方面取得的长足进步，没有哪个国家能与之匹敌。”
雪莉认为，和100年以前的旧中国相比，1949年以后的共产主义中国，毛泽东把女性引领到了劳动领域，废止了裹小脚、童养媳和纳妾等“传统习俗”，真正实践了他那句“妇女能顶半边天”的豪言壮语。
而如今，至少在城市里，雪莉说，中国都市的男性往往比大多数美国男性更会投入到煮饭或带小孩的家务中去。中国女性通常主导家庭决策权，也因此产生了“妻管严”的说法。虽然在职场上依然有歧视女性的情况存在，但是她认为这并非基于性别主义，而是出于“雇主需特意提防中国对孕产妇的优待补助”。
性别歧视下的“人间蒸发”
和发展中的中国女性相比，世界上还有许多其他地方的女性正饱受严重的性别歧视之苦。
“20世纪80年代，在我们开始报道国际事务时，无法想象有一天会写这本书。我们当时深信，让人眉头深锁的外交政策问题应该是崇高而复杂的，比如禁止核武器扩散。在当时，对于妇女的迫害是边缘议题，只有女童军才认为值得为其捐款。我们宁可探讨深奥难懂的‘严肃问题’。”
雪莉称，这本书的写作是她与丈夫在担任《纽约时报》记者时自我觉醒的产物。在与丈夫一起的环球旅行中，他们在柬埔寨、印度、巴基斯坦和非洲等地方，亲眼见识了当地妇女惯常遭受的暴行。
“过去五十年来，在世界范围内遭到杀害的女孩，比整个20世纪死于所有战斗的男性还要多—仅仅因为她们的性别。”然而，这项议题却未曾出现在全球议程里，更别说引起发展中国家主流媒体的注意。
在《天空的另一半》中，雪莉列举了一些数据：在印度，女子因嫁妆不够而被处罚或因男人想要再娶而被杀害的“火烧新娘”（bride burning）事件，大约每两个小时发生一起，但是这种消息在当地很少成为新闻。在巴基斯坦的姐妹城伊斯兰堡与拉瓦尔品第，光是过去九年间，就有5000名妇女因被认为不听话而被家人或亲家浇上煤油后点火焚烧—或者被泼硫酸。后者这种求生不能求死不得的情况也许更加悲惨。要是以这种方式把妇女活活烧死的是巴基斯坦或印度政府，可以想象公众的抗议之声会有多么强烈，然而，因为政府没有直接参与，人们就选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曾制订出一套性别不平等的评估方法，深切提醒人们性别不平等所包含的风险。
“超过1亿名妇女‘失踪’。” 1990年，森在刊载于《纽约书评》的一篇文章中表示，女性的寿命一般要比男性长，因此，通常情况下，世界许多地方的女性人口应该多于男性。就连在贫穷地区，比如拉丁美洲以及非洲的许多地方，女性也应该比男性多。然而，在极为重男轻女的地区，无数妇女“人间蒸发”了。例如，就中国的总人口数来看，每100名女性有107名男性与其相对（新生儿的男女比例差距更大），这一数字在印度为108名男性，在巴基斯坦则为111名。
森教授通过计算发现，按照上述人口性别比例，今日全球共有1.07亿女性“行踪不明”。后续研究计算出的“失踪女性”人口稍有不同，介于6000万到1.01亿之间。每一年，全球至少有200万名女性因为性别歧视而消失。
比如在印度，母亲带着女儿去接种疫苗的比例少于儿子—光是这一点，就要为印度1/5的失踪女性负责。研究发现，一般而言，女孩的病情唯有比躺在医院的男孩还严重时，才会被送入医院。整体而言，印度1-5岁的女孩跟同年纪的男孩相比，死亡的可能性多了50%。最保守的估计是，每四分钟就有一名印度小女孩死于性别歧视。
“在富裕国家，性别歧视老是跟薪资不平等、体育队伍资金不足或是上司不令人喜欢的碰触有关。而在世界许多地方，性别歧视却是致命的。”雪莉·邓恩与尼古拉斯·克里斯多夫因此称其为“21世纪最大的不平等”。
能包容女性的经济体更加强健
时代周报：你和纪思道先生是从什么开始重点关注女性地位这个话题的？
伍洁芳：当年我们在亚洲进行新闻报道的时候，第一次感受到了妇女所面临的现实问题。在我们的《中国觉醒》（China Wakes）一书中，我们引用了毛泽东的一句话“妇女能顶半边天”，并且以妇女为主题写了一整个章节。
在我们的第二本书《东方惊雷》（Thunder from the East）里，我们同样就日本和其他亚洲地区的妇女话题写了一章。当然了，一个章节对于一本那么厚的书来说微不足道，所以那时候，我们并没有把这个话题掂量得太重。一直到我丈夫开始他的环球旅行，去到柬埔寨、印度、巴基斯坦和非洲等地方，我们才算亲眼见识到后来被我们写进《天空的另一半》中的那些妇女的境况。
“妇女能顶半边天”这句话里边，期望多过现实，但对于女权事业的发展来说，它确实是一个充满力量的符号，或者说是一个目标。毛泽东为提高妇女地位而做出的努力，我们有目共睹，虽然无法尽善尽美，但相对世界其他地方，中国女性的社会地位确实要高不少。我们在中国的服装厂见到很多工作的女性，尽管血汗工厂在很多时候会被认为是负面的，但在那里工作的女性是中国这个巨大经济体发展的推动者，是中国GDP的贡献者。看到中国女性在发展中占有一席之地，我们着实很兴奋。
时代周报：女性在推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你们是如何发现的？
伍洁芳：大多数发展学专家都认为：女性群体在经济体发展中占有非常关键的地位。受过教育的女性是一个发达经济体的必备部分。当然，首先是，那些工作场所要能够包容女性，发达经济体往往具备这个包容能力。我想引用一句哈佛大学经济史教授大卫·兰德（David Landes）说过的话：如果一个社会的经济领域能够包容女性角色，那么这个经济体将更加强健，因为它兼备了包容性和灵活性，而这两种特质将会帮助它顶住一切要面临的困难。
时代周报：你在书中总结道，中国在女性地位上有了长足的进步，除了毛泽东的“妇女能顶半边天”之外，是否还有其他因素？
伍洁芳：正如我刚才说的那样，我的确会认为，毛泽东的共产主义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女性的地位，颠覆了过去一千年来中国女性受压迫的境况。另外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邓小平时代的中国，让女孩像男孩一样接受了平等的教育—当然，一些穷困山区的家庭可能会为节约学费不让女儿上学，但总体上来说，中国政府为男孩女孩都提供了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众所周知，对穷人家的孩子来说，教育是他们走上致富之路、帮助家庭父老的基石；同样，对于一个想要经济腾飞的国家来说，教育也是一项基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