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年前，日本前卫生大臣柳沢伯夫将日本人口的减少归咎于女性数量的有限：他称女性为“生育机器”，而国家所能做的是让每个人各尽本分。柳沢伯夫的过激言论反映出日本根深蒂固的性别模式化观念：男人负责赚钱，女人则应待在家里。然而，日前的数据却显示出一个惊人的转变：日本女性在劳动市场的参与度已经超越了美国，在日本有64%的女性受到雇佣，而在美国却只有63%。
近年来，日本就业率大幅上升而美国就业率却下降、停滞，当那些大意的观察者回忆起柳沢伯依据生育能力定义女性的公开言论时，这些数据可能会混淆他们的视听，而且几代人以来，美国的女性一直在妇女就业问题上领导着发达国家。 所以，究竟发生了什么呢？《华盛顿邮报》日前发文探讨了该现象，认为问题的根源在于日本社会对工作母亲的态度改变了，而美国社会对工作母亲的支持则相对有限。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对妇女经济的重视，预示着人口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已不那么突出，而生产力因素愈发重要。
那么，女性本身能否成为经济增长新的推动力？美国的保守态度是不是已不再适用？
2013年，安倍晋三宣布他将优先考虑工作领域中的性别平等问题，说这是日本经济持续增长的关键。安倍期望到2020年，生育完第一个孩子重返工作岗位的母亲比重可以提升至55%，他认为这一举措可以提升15%的国民生产总值。同年安倍晋三还在《华尔街日报》的专栏上发文，“日本出生率的降低导致其人口规模不断缩小，但是女性经济却可以为此找到解决之法。女性经济提倡雇佣和鼓励更多的女性，这可以带动经济，也能够给人口带来增长。”而高盛集团在日的首位合伙人凯西松井早在1999年的一份报告中就指出了“女性经济”。
与此同时，美国的经济复苏一直十分缓慢，尤其是对女性而言。美国上一次经济衰退导致大约870万人失业，而自经济衰退结束后，根据经济政策研究所（the 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的数据，男性在重返工作的道路上遇到的困难和女性相比更少些，在2010年2月到2014年6月期间，男性获得了550万的就业机会，而女性仅有360万。
女性政策研究所（the Institute for Women’s Policy Research）的主席经济学家海迪·哈特曼（Heidi Hartmann）将这种现象归咎于一系列力量的共同作用：美国不提供家庭友好的工作环境政策，例如带薪探亲假和病假，而且在这十年里，照看孩子的费用飙升，不同性别间的工资差距却始终没有改变。“为什么我们没能持续进步呢？一部分原因在于女性并没有在劳动力市场上得到公平的对待。”哈特曼如是说。
有一项政策是日本女性有而美国女性没有的：对新晋母亲的财政支持。日本妇女有58周的产假，其中26周是带薪的，父亲也有相同时间的产假，尽管只有不到2%的人休了。安倍还承诺在2018年前将在全国范围内创造40万个新的日托场所，家长还能从政府那里额外的得到“儿童津贴”，最近该补贴又翻了一倍，旨在减少家庭的经济压力。
美国的父母们却没这么好运，他们只能企盼雇主的好心了。据统计，4300万美国工人，尤其是那些在工资等级最底部的员工，一般都没有带薪休假的福利。
经济学家认为，美国落后于其他国家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生活和工作的失衡。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在家庭角色中和父亲相比，母亲常常被迫减少工作量甚至辞职，尽管收入对他们而言非常重要。
1990年，美国年龄在25岁至54岁的女性劳动参与率为74%，在世界22个最发达国家中位居第6位，然而到了2010年，当其它国家都采纳扩大友好工作环境的政策时，美国却迟迟不动，下滑至第17位。美国康奈尔大学研究员弗朗辛·布劳（Francine Blau）和劳伦斯·卡恩（Lawrence Kahn）称其为“一个惊人的逆转”。对此研究人员谈到，“工作环境友好的政策有利于不太职业化的女性加入劳动力大军，另一方面长期的带薪育儿假权利可以鼓励女性在参与兼职或地水平职务时怀有更高的劳动承诺感。”
布劳和卡恩进一步提出，政府法令可以让女性更加容易地在工作中奋斗，但是一些带有歧视眼光的雇主却会阻碍她们。例如，一位年轻的女子在面试事可能会被问到：“你近期打算要孩子吗？”
哈特曼认为没有一个政策修正可以打败无意识的偏见，但是正如安倍所做的，重视和留住各个层次的女性工作者可以带来进步，对全世界的政府而言都有让妇女外出工作的动力，因为这可以带来GDP的增长。根据麦肯锡全球研究所的报告，20世纪70年代，越来越多的妇女和婴儿潮诞生的人进入职场，经济增长的65%归功于劳动力的扩大，而如今的研究表明近80%的增长来自于生产力的提高，与此同时，美国的女性仍然不成比例地被边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