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节”合并为佳：设立中华父母节
中华女子学院教授韩贺南
我父母有句口头禅，“盐打哪么咸，醋打哪么酸”（“打哪么”，方言，从哪里，为什么之意）意思是事情总是有缘由，也有饮水思源，感恩图报之意。设立中华母亲节、父亲节，提醒我们是谁给了我们生命，教我们如何做人，真是寓意深刻。本人主张母亲节和父亲节合并，设立中华“父母节”，此言亦有缘由。
第一、生我者，父母，父母节何必分开。从生理上讲，人人都是父精母血所生，绝非一人之事。从社会意义上说，抚育教化子女，父母同责同功。古人亦有父母同尊之传统。《吕氏春秋•精通》有言：“父母之于子也，子之于父母也，一体而两分------谓之骨肉之亲”。诗经《小雅•蓼莪》有云：“哀哀父母，生我劳瘁”，“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母亲十月怀胎，一朝分娩，母恩深重，更不待言。由此，单设母亲节，恐难以达意。细细想来，所谓“生我”者，绝不仅仅指生理意义，而更多的是指“使我生”，使我能够立足于社会，就是人们常说的长大成人，实现人生价值，贡献于社会。简言之，父母的恩德更多的是社会性的父职母职。伴随人生的教化过程，是父母协同，携子之手，耳提面命，同尽其责的。或者，由于母亲抚养子女付出甚多，爱子融融，“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而单设母亲节，亦须慎思慎行。小心我们的“敬爱”，或许使母亲付出更多，更加失去自我。如果母亲终日辛劳，以丈夫和子女的成就为自己的人生价值，而我们只在母亲节之日，赞扬一下母亲的伟大，无论我们怎样表达也难以报答母亲的付出之万一，难免增加为母的负担。岂不事与愿违？中华文化是互惠文化，崇尚投之以桃，报之以李。付出是所有人的美德，为他人，为家庭，为社会，而不应该单单是母亲的美德。诸君或以为，此说过于敏感，君不见理论与现实俱证。语言建构意义，习惯可以变为经验、需求和“本性”。想一想我们赞扬的是怎样的母亲？牺牲、奉献，丈夫和孩子就是她整个的世界，而我们却拥有自己的世界，母亲使我们拥有自己，拥有世界，她却没有了自己。然后，我们又说，爱与奉献是母亲的天性，是女人的天性，我们就更加心安理得了。实际上，不是所有的女人都能做母亲，岂不违背“天性”？使她们抱憾终生？依照“天性”先做母亲，重在持家，而兼顾其他，社会角色岂不成了女性的副业？怎能不压抑女性的智慧与创造力？这同时也加重了男性的负担，他要背着老婆、背着社会，累煞人也！社会是男女共同组成，社会发展男女共同推动。刻板的性别分工不符合丰富多彩的人之个性，对社会发展也着实不利。其实，在这一过程中我们把生理事实变成了社会规则。这对母亲，对女性是利还是不利？给人多一些选择，多一些支持，方显文化的博大与包容！如果母亲节是子女、家庭、乃至社会为了母亲的节日，哪个母亲不需要丈夫的关爱与分担，“父母节”正是要提醒我们夫妻协力，亲子同心。
第二、“父母节”承袭中华民族男女和谐的文化传统。节日所承载的文化意义是丰厚的。设立节日，即植根于文化传统，又昭示文化导向。中华民族崇尚“阴阳和合”，虽然其中阴阳的等级秩序，并不足取，但阴阳交合，蕴生万物，相伴而生，相依相辅，合作和谐的理念，确有可取之处。父母节承袭此传统，岂不善哉。
第三、“父母节”体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男女合力精神。中国共产党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注重男女合力所产生的伟大力量。中共早期领导人之一李达，在《女子解放论》一文中谈到：“男性与女性结合，成为个人。个人的分裂必成为男女两性，所以社会是由男女两性结合生出新人。新陈代谢，然后有进化，有创造，有发展。所以社会称为个人的有机体的集合体，即可称为男女两性结合的大系统”。作为共产党人，同时又作为社会学家的李达，认为男女一体的“个人”是社会的基本单元，这和今人理解的男女分别为“个体”迥然不同，当时李达旨在说明妇女解放对男性、对社会的影响，涵义颇丰。然而，其中所体现的男女和合、合作理念确也别有洞见。李大钊在《战后之妇人问题》一文中指出，如果男女不能均齐发展，社会就“半身不遂”。向警予认为“男女两造为社会进化的两车轮”，均言男女协同、合作的重要性。毛泽东为中国妇女发刊题词：“男女并驾，如日方东”，更是脍炙人口，耳熟能详。“父母节”，正是基于这样的理念。
第四、“父母节”顺应男女共同参与、伙伴关系的国际潮流。在平等、发展与和平的国际主题下，联合国一直倡导在社会发展中，男女共同参与、彰显男女伙伴关系。大家所熟知的’95世界妇女大会颁布的《北京宣言》和《行动纲要》都有对这一精神的体现，许多国家都在政策、法律、项目、传媒等多方面贯彻这一精神。我国是’95世界妇女大会的东道国，在别国分设母亲节、父亲节的背景下，技高一筹，体现男女伙伴关系，不失为上策。
感动诸君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建设先进文化所做的种种努力，身为中华民族一份子，直言己见，心意拳拳。毕竟这是个大事，大家鼎力，三思而后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