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从政现象，它不应当仅仅是一种政治符号，它真实的运行逻辑，更加关乎我们日常的生活，关乎性别公正在全社会的推进。观察女性政治家是怎样炼成的，比盯着女性政治家的数目更能触摸政治的脉络，更能了解真正的政治性别生态究竟是怎样的。 大约还在小学一二年级，祖父曾经问过我，长大想做什么？他提供的选项里，就包括女省长这样的头衔，我坚定地回答，“不！不当官，我要当记者”。当记者做什么？“打抱不平啊”！
儿时一场无意的对话迄今令我感慨万千。一是我有幸生长在一个不歧视女孩的民主家庭里，得到的教育完全不同于潮汕地区重男轻女的传统；二是进入社会之后发现，性别歧视实际上仍然是普遍存在的，家庭所能提供的只是成长当中的一块基石，却颠覆不了社会系统摩天大厦般的坚固牢笼。
也许由于那么一个深刻的记忆，真的成为了记者、评论员的我，在公共空间当中，一直关注着那些女性从政的故事，英国“铁娘子”撒切尔夫人，中国“铁娘子”吴仪，新晋副总理刘延东，不被总统先生笼罩的国务卿希拉里，台湾政党主席蔡英文，学而优则仕的龙应台……
尽管新晋副总理刘延东表现如此低调柔韧，但媒体的报道仍然出现了不可思议的带着男权视角的词汇，如很多媒体标题大书特书“丈夫豁达”这一概念，究竟刘延东做错什么需要豁达的丈夫包容呢？
作为政治的旁观者、分析者，我曾经自得于这种局外人的身份带来的逍遥自在。身边总有声音言之凿凿地告诉你：政治非常复杂，一般人玩不起；女人别从政，那是“无知少女”的陪衬（“无知少女”不是一个贬义词，它是对集“无党派、知识分子、少数民族和女性”于一身的人大代表候选人的“戏称”）。这些世俗说法总在强化一个观念：不从政是高明的，不碰政治是独善其身的。当官难道不能打抱不平吗？我们的文化传统里不是有包青天吗？“政治”赤裸裸地成为了一个贬义词。
什么时候，我开始觉得女人从政不是他人的事呢？当我开始尝试参与社区自治实验的时候，小小一个社区的自我管理，都相当困难，政治的确是非常复杂，包括我们生活中的“小政治”。但是，政治生活以及我们日常的“小政治”，却不是他人的事，而是我们生活方式的一种强烈表征和具体呈现。当你假装旁观者的潇洒时，政治会找上门来，在你的生活中无处不在，这便是政治的真相。
而女性从政现象，它不应当仅仅是一种政治符号，它真实的运行逻辑，更加关乎我们日常的生活，关乎性别公正在全社会的推进。
观察女性政治家是怎样炼成的，比盯着女性政治家的数目更能触摸政治的脉络，更能了解真正的政治性别生态究竟是怎样的。譬如，女性政治家的不同类型，可能对性别政治的影响是完全不同的，个人奋斗型与家族继承型的，对性别政治机会均等的冲击力显然不一样，民选的和组织遴选的，可能背后代表的政治性格也完全不同。
希拉里是第一位对美国总统一职发起最具实力挑战的女性政治家，佩林则是共和党历史上第一次被提名的女性副总统候选人，她们的出现，使得全球开始注目性别因素在美国政治生活中的耀眼地位。而在中国，“铁娘子”吴仪也曾经引发了舆论对中国政治生态中罕见的女性高层人物的注目，吴仪的一举一动，都曾经被高度关注和评价。关于吴仪的工资和裸退的消息传播，也带来了这样的讨论：女性从政在动机上是不是比男性更为纯粹，甚至在道德上对官场文化带来巨大的冲击呢？这个设问来自于这样的逻辑：在当前的性别文化之下，不管是中国还是全世界，女性政治家的脱颖而出都比男性更加困难，因而女性从政者的道德自我约束力反而会更强，她们必须做到无懈可击才能获得夹缝中的机会。
这种分析也许较为主观，但无疑透露了性别政治当中的一个讯息，女性政治家的出现，的确有着有别于男性的成长轨迹和出线逻辑。她们要么必须借助男权社会的推力，要么必须比男性政治家更为苛刻地要求自己，要么必须比男性更加强悍，如撒切尔夫人为代表的强硬派女性政治家，要么则必须刻意打造自己工作生活两不误的柔性形象赢得社会舆论认可，如刘延东讲到的，“工作中要忘记性别，生活中要记住性别”。
尽管新晋副总理刘延东表现如此低调柔韧，但媒体的报道仍然出现了不可思议的带着男权视角的词汇，如很多媒体标题大书特书“丈夫豁达”这一概念，究竟刘延东做错什么需要豁达的丈夫包容呢？社会舆论假定的逻辑便是：女人从政是一件对家庭有所亏欠的事情，女人位子高是一件需要豁达的丈夫宽容的的事情。
由于中国社会并没有经历真正自下而上的女权运动，基于毛时代自上而下推行的妇女解放政治运动，女性的选举权、工作权是得到了政治制度的保障，但在价值观方面，中国社会的观念进步并不足以令人欣喜。某种程度上，甚至还由于消费主义与男权文化的合谋，出现了性别观念方面的倒退，出生于３０年代的学者资中筠非常敏锐地看到了这一现象，她曾经无比痛心地指出这种倒退：“我觉得在男女平等问题上，现在大走倒退的路。一个处女的身体是送给婆家最好的礼物。这叫什么话？这种观念，堂而皇之地就在电视台上传播，而且作为正面教育。现在就好像觉得要是家里有一个贤内助那个男的就不犯错误了，甚至有一些地方说是要训练‘官太太’，让她们的丈夫不贪污，这完全是本末倒置的。所以我觉得现在这种宣扬是大踏步的倒退。比如说，女的学历越高越找不着对象，这个跟我们这一代人完全不一样，这也是一个倒退。”
资中筠所指斥的性别公正倒退现象，很大程度上，与媒体扮演的角色相关，当媒体完全忽略了性别公正的视角，而又与消费主义一拍即合的时候，那么，泛滥的隆胸广告，女人生而就是男人的玩物的价值观大肆流行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如是环境之下，中国社会的性别政治，显然有别于经历过轰轰烈烈女权运动以及民选政治历练的西方社会。中国的女性政治家能为推进性别公正做什么？恐怕就不再是基于个人魅力就能完成的事情了。这是因为，某种程度上，西方的女性政治家是社会运动的产物，而对于中国社会来说，女性政治家的出现还有赖于制度的强制性保障，诸如比例的配备，社会的价值观方面，其实是滞后于制度强制的。
在一个相对滞后于制度逻辑的性别文化场域当中，各种复兴妇德的传统观念还在沉滓泛起，可以想见，中国的女性政治家们还需要面对一个颇为严苛的舆论环境，同时，对于民间社会来说，也难以由于有了那么几个女性高层领导人物就认为中国社会实现了男女平权，真正的平权，恐怕还有赖于扎根到“生活政治”的文化肌理当中，而不是“政治生活”的女性官员配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