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价值多元化和思想解放思潮的影响，国内的性氛围日益宽松，人们固守的传统性观念开始坍塌，特别是处于思想变革时期的青年学生，由于以前性教育的空白，致使他们的性问题日渐突出。特别是少数民族学生，他们的性观念不仅影响着自身的发展，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关注少数民族青年的性健康教育能力建设应该被重视。因为，系统、科学的性健康教育在中国大陆一直处于沉默文化，在近30多年来，随着社会的不断开放，性教育所面临的挑战也越来越激烈，尤其在少数民族地区，性健康知识的匮乏所导致的各民族人们的身心健康问题，已成为突出的教育问题之一。所以，改善少数民族地区的性健康教育，在少数民族地区开展全面的性健康教育已成为一种迫切需求。然而，各民族的不同文化特点对性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因为，民族文化是一个人最为基本的归属，也是各个民族共同的社会价值取向的来源。因此，在探讨各民族性教育的时候，每个民族的文化是一个重要的参考因素。每当各民族的价值取向发生变化的时，各民族的性教育方式也随着变化，而各个民族的性教育方式又是多元的。
一、少数民族性教育的方式
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的特有文化，同时拥有自己独特的性教育方式：一般分为同伴教育、家庭教育、社区（村落）教育。
（一）同伴教育
在许多民族中，可以说性是不能谈论的，而不谈性又怎样进行性教育及种的繁衍。实际上，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方式教育与传承。例如白族，一对青年男女结婚之前3天，男方家中要邀请3-5人到男方家的新房里来压 ，也就是让男孩子们白天帮忙做准备工作，晚上睡在一起，互相交流结婚的事，即男人和女人怎样交构。女孩家要嫁姑娘出去，同样在姑娘出嫁前三天，应邀许多姑娘伙伴到家里来，一方面帮助准备嫁妆，另一方面就是进行结婚之前的性教育。特别提示新娘要准备一块白手帕，留下初夜权见红的证据，证明自己是贞洁的。正是这样，青年男女同伴相传性教育。男方许多民族有这样的方式和习俗。
（二）家庭教育
在一些民族中，性教育则是在家庭中，母女、父子，姐妹、兄弟之间相互传承，姑娘出嫁前，母亲要告诉她怎样和丈夫相处，做女人应该怎样做，如果有姐姐的，妹妹出嫁前，姐姐要告诉她怎么做。父亲和哥哥也如此。如瑶族、哈尼族等。不仅如此，少数民族还有成年礼仪。
（三）社区（村落）教育
社区（村落）的人们在共同进行劳动、节日、休闲娱乐的时候，也就是进行性教育的时机，如白族、傣族、景颇族等在生产劳动中，大家一边干活一边说笑，许多时候就谈性；同时在节日集会时男女不仅有自由恋爱的机会，也有谈论性的自由。
二、少数民族的性与生殖健康
不同的性文化对应着不同的生殖观，因此性和生殖是密不可分的。性和生殖的健康也就是人类最关心最重要的事。由于女性的生理特点和几近宿命的生育使命，使得人们一直认为性与生殖是妇女的，是身体的，随着我国社会大环境的改变，人们渐渐认识到性与生殖健康不再只是“行为的”，更是“社会的”，“文化的”，是全球的社会公共卫生问题，因此，它的健康发展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
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由56个民族组成，在云南聚居并且人数在5000人以上的民族有25个，其中15种属于云南特有民族，又有13个民族为跨境民族，7个少小民族，每个民族都拥有自己独特的文化，从而使云南少数民族文化具有丰富性和多样性。在各民族文化中，许多民族有婚前性自由，如白族先民曾经历了兄妹婚配以传人种时期。在白族的洪水神话、创世纪和创世史诗中，均有记载。直到1950年以前，白族勒墨和那马人供姑娘住的“南毫”即公房，是男女青年谈情说爱的场所，夜晚小伙三五成群结队到公房玩耍，吹口弦、弹琵琶、对唱情歌，十分热闹。夜深了，相互中意的小伙就留在公房与姑娘同宿，凌晨才离去，女方父母不加干预，社会舆论也不会非议。又如白族传统节日绕三灵活动，人们从大理三塔出发，一路对歌、跳舞。无论是苍山脚下的圣源寺还是洱海之滨的金圭寺，人们对歌狂欢，通宵达旦，一旦遇上意中人，男女双双离开人群，到桑林中野合，舆论和道德不加责难[1]。
故史书中记载：唐代“处子、孀妇出入不禁……嫁娶之夕，私夫悉来相送。”（唐樊绰《蛮书》）。《云南志略》中载：“处子、孀妇出入不禁，少年子弟号曰妙子，暮游行，或吹芦笙，或作歌曲，声韵之中皆寄情意，情通私耦，然后成婚。”说明在南诏时期男女婚前有相当的性自由。纳西族永宁摩梭人的阿注婚，即男孩吃过晚饭到女阿注家，女阿注如果看不上男阿注就不开门，男阿注只好另寻她人；如果女阿注看上了男阿注，就开门让他进屋，男阿注第二天凌晨才离开。因此，阿注婚被新誉为世界上真正建立在男女两性真心相爱的基础上，没有等级、地位、金钱、财产及继承权之分，而是自由恋爱、纯洁爱情的结合；又如哈尼族叶车人有不落夫家的婚俗，即男女自由恋爱，直到女方怀孕生育孩子后才回男方家。
同时，由于云南地处边疆山区，受自然生态环境的制约，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卫生条件差，贫困面大，严重地影响了各民族人民的健康。各民族还有自己独特的生活方式及卫生知识。如1949年以前，一些民族大便后，就地取材，用石头、树叶、竹片、野草等擦屁股，且擦屁股时，往往又是习惯往前擦，这样的结果，可能引起生殖道感染；傣族以前没有厕所，通常在河水里大小便，她们认为既干净又卫生；以前许多妇女来月经，没有卫生带，更没有今天的卫生巾，只有穿两条裤子或用旧布垫，有的将草木灰装进小布条里，两头同细线系在腰间，成了所谓的卫生带，后来曾用草纸等。这种方式，既不卫生，又给女性带来了生殖道感染的疾病等等。
近年来，我国政府加大了对少数民族地区教育的投入，尤其是对高等教育的投入，制定各种法律法规保障各民族的教育权利。调查证明，在各高校女大学生入学率迅速上升，从20世纪80年代的25%上升到现在的48.3%，有的甚至与男生持平。然而，各民族大学生经历了从边疆到城市，及本民族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冲突。
在我国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大学生对性行为观念逐渐开放，性行为日益增多，这是不容回避的事实。民族各高校肩负着各民族大学生的教育和保护大学生身心健康的职能，为此，大学生特别是女大学生的生殖健康和性健康知识教育的问题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中央民族大学曾就各民族女大学生的性行为、避孕节育以及生殖道感染情况做过调查，有4.6%的女大学生发生过性行为，少数民族与汉族、城乡间该比例基本接近。少数民族女生意外妊娠（16.3%）、曾做过人工流产者（14.1%）略高于汉族女生（14.9%、12.1%）。40%以上的人有时采取避孕措施，从未采取过任何措施者占10%。使用过避孕套比例最高，达到85%，其次为“体外排精”和“事后紧急避孕”。4种生殖道感染症状中，阴道瘙痒比例最高（41.2%），其次依次为白带有腥臭等异味（28.5%），白带呈泡沫状、凝块或豆渣状（17.6%），白带发黄、偶有血丝（13.3%）。阴道瘙痒、白带有腥臭等两种症状彝族、藏族较汉族和其它民族高10.5%。有生殖道感染症状的女生58.7%不治疗，25.0%自购中药治疗，12.1%的女生到医院治疗。由此可见，在少数民族女大学生中存在婚前性行为，因此导致意外妊娠、人工流产、生殖道感染等症状[2]。
因此，我们认为有必要在民族地区高校对女大学生的性行为及女性的生殖道感染情况进行调查，在调查结果的基础上，从社会性别的视角切入，采用参与式的方法，通过对女大学生生殖健康和性健康知识的教育，才能利用大学生教育阶段有针对性地进行生殖、婚前教育，使各民族的女大学生健康发展，使各民族得到健康繁衍。
三、少数民族性与生殖健康的教育机制
近年来，一些高校曾率先在干部、老师及学生中进行社会性别意识的教育和培训，也在师生中开展了性健康教育，从而部分地消除了师生的社会性别盲点，并且使性别社会学从边缘走向主流，成为高校本科生、和研究生的课程，并且培养了一批有性别平等意识的老师和学生。但是，社会性别意识教育还没有在高校全面展开，尤其是性健康教育原来只是在中小学校开展，在大学只是做过专题讲座，而且没有持续开展；缺乏性健康教育的专家，有社会性别意识的专家，又没有性健康教育的专业知识；有性健康教育专业知识的医生，又没有社会性别意识的知识；更缺乏社会性别和性健康教育的教材；同时，长期以来，性健康教育作为沉默文化，老师和大学生参与的积极性不高。，
所以，怎样才能积极推进男女平等、开展性别教育，并且以其独特的研究少数民族的视角和全新的工作机制吸引诸多学者和学生的参与，在少数民族地区高校开展少数民族性健康教育，形成自己的机制。
首先，在民族地区高校、少数民族干部、教师中开展社会性别与性健康教育的培训，采取对培训者的培训TOT，即让高校各专业任课教师接受性健康教育知识的培训；然后，让接受过性健康教育知识的教师对学生进行培训，在少数民族大学生中普及社会性别意识性健康教育知识，倡导男女平等发展的理念，让学生接受培训后将社会性别意识和性健康教育知识带回到同学中；带回到家乡对民族地区少数民族青少年进行社会性别与性健康教育的宣传、教育、培训，形成从学校到家庭到社会的延伸，即一届又一届学生的持续发展的工作方法。
第二，多学科交叉是21世纪学术发展的新趋势，在社会性别与健康教育的教学实践中，不仅借助原有社会科学学科特长，而且在反思原有知识结构和体系的基础上，吸收自然科学研究的最新成果，特别是医学的学术成果，开展相互借鉴，互相补充，即社会科学和医学的有机结合和多学科的交叉互补，从而探索出对学生更加有利的性健康教育模式。
第三，在开展性教育的中，编排各类培训教材、高校骨干及专业授课教师培训、学生培训、学生进社区培训、教学大纲的修改与发展、组建学生性别小组和社区妇女小组、在民族地区各高校推广性别社会学课程、项目经验交流分享、项目的可持续发展等。
在培训过程中，采用参与式的方法，坚持社会性别多元化的原则，充分调动和发挥学生主体性，评估学生的需求，通过学生的参与发掘学生的自身能力，注重学生的自我选择和判断；并通过小组讨论，让学生分析和发现自己在性教育问题上的盲点，采取灵活多样的教学方式，其主要活动可以包括：
1、基线调查和需求评估。在干预活动开展前，将通过问卷调查和个人深入访谈等了解各民族地区现在的性健康知识水平、生殖健康相关权利意识和面临的主要问题，以及各民族男女大学生的需求，同时，还要充分调查了解各民族大学生的社会文化背景。
2、参与式规划：由于各少数民族青年男女的社会文化背景差异较大，各人对“性”的理解乃至性行为都存在多样性，例如：哈尼族叶车人、爱尼族人不计较婚前性行为；傣族不十分介意婚前性行为及商业性性行为；而白族却十分计较婚前性行为。为了使性教育更具有针对性、有效性和可接受性。符合少数民族文化的实际，特邀请各少数民族专家、教授讲授本民族文化。如研究纳西族文化的本民族学者、研究傣族文化的傣族学者教授、研究白族文化的白族学者教授、研究景颇族文化的景颇族学者赵学先教授、研究拉祜族文化的拉祜族学者等。这些关键的民族文化学者，还有各民族的医学专家、生育健康专家教授，运用社会科学和医学相结合的方法，多学科互动，对性教育进行详细设计和规划。
3、生殖健康、性健康及其权利倡导和民族地区年轻人能力建设。
尽管性教育活动需要在参与式规划后才能确定，然而，在民族地区、高校女大学生生殖健康、性健康、性知识及其权利倡导和女大学生能力建设方面、拟开展以下主要活动：
1) 在各高校干预点建立少数民族社会性别学习小组，各民族女大学生骨干通过自愿报名、同学选举或自愿参加等形式选择。对各民族女大学生骨干进行生殖健康、性知识、性健康及其权利培训；培训将以社会性别为切入点，通过参与式方法展开。
2) 对各民族大学生进行培训的内容包括：
a. 各民族传统优秀文化知识；
b. 卫生知识；
c. 安全性行为、性病、艾滋病、安全套使用等相关知识；
d. 生殖道感染及生殖健康与权利关系；
e. 相关权利的内涵及实现途径。
3) 结合少数民族文化、宗教信仰及各民族传统节日文化，由女大学生骨干和各研究民族文化的本民族学者结合，把生殖健康和性健康及其权利的知识和信息纳入节日活动，增强活动的可接受性及覆盖面。如白族的三月节、傣族泼水节、哈尼族苦扎扎节、纳西族祭天节、景颇族木脑节、拉祜族祭太阳神、普米族转山节、彝族插花节、布朗族插花节、怒族鲜花节、傈僳族刀杆节、佤族拉木鼓节等。
4、感染生殖道疾病女大学生群体的权利和能力建设。根据中央民族大学的调查发现，现在校少数民族女大学生有一部分已经感染生殖道疾病，包括性病，其中有一部分女大学生有婚前性行为的经历。近来国际卫生组织提出保护生殖道健康的新概念，倡导“生殖健康是一种权利”。在2007年10月，第62届联合国大会把“到2015年实现人人享有生殖健康”正式列入了千年发展目标，并提出了避孕药具普及率、青少年生育率、产前护理覆盖率和未得到满足的计划生育需要等四项评价指标。这表明，关注和保障生殖健康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因此，关注患者的需求和权利，让她们成为重要合作伙伴，发挥其积极作用迫在眉睫。
总之，通过开展基线调查，社会性别意识及参与性培训，使各民族大学生成为主体，互动提升学习性健康和生殖健康的相关知识，以及自己应该拥有的权利和实现权利的途径，并促进各民族大学生积极参与活动，维护她人和自己的生殖道健康与性健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