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刚刚过去的2014年，人口理论的最大热点莫过于生育政策的讨论。学界和民间呼吁放开生育政策的声音可谓不绝于耳。2014年12月19日~20日在上海召开的“面向未来的中国人口研究暨第三次生育政策”研讨会上，放开生育抑或全面二孩成为最热的话题。这一年来的争论和会上的交锋如出一辙：一种观点认为，当前应该一步到位放开生育限制，把自由生育权还给家庭。另一种观点认为，应该逐步改革，单独二孩政策之后，生育政策的下一步应该是全面放开二孩。彻底改革可以避免改革做成“夹生饭”，一胎化生育政策造成的人口风险、人口失衡和人口损伤需要及早有清醒的认识，保持持续的人口少子化进程是历史性的失误。随着年轻人口的减少，中国人口越来越脆弱，性别比失调、老龄化加剧将使人口安全问题更加凸显。
第二种观点看起来稳健，实际上是未尽如人意的改革，是建立在值得反思的人口观之上的。这就是，新增人口到底是负担还是资源？是包袱还是财富？出生权利到底由家庭自决还是政府决定？这种人口观的分野决定了人口治理的基本取向：继续独一无二的人口控制治理模式还是重建人口生态和生机的人口优化治理模式。虽然全面放开二胎将拓宽更多的自主生育空间、将赋予生育权以更多的公平性，但离全球社会包括历史上的中国公认的自主生育权仍有一步之遥。
根据国家卫计委的统计，截至2014年9月底，全国1100万对单独夫妻仅有70万对提交了再生育申请。2014年初开始实施的单独二孩政策在全国范围内遇冷说明了我国已进入高成本—低意愿的超低生育率陷阱，不仅实际生育水平将长期低迷，而且意愿生育水平也呈现代际弱化趋势，低生育率出现可怕的内卷化，但中国并没有惊醒。
由此推断，即使马上全面放开二胎，也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开启长期超低生育率人口新时代的事实。在相似的社会环境下，非独家庭和单独家庭的理想子女数不会有显著的差别，全面放开二胎是非独家庭对生育公平的强烈诉求，但基本权利的诉求不一定转变为实际生育的诉求。生育意愿的差别更多地反映了宏观生活环境和微观生活条件的差别。鉴于家庭计划子女数大多落在1到2个的选择区间内，而且根据单独申请二孩的情况估算大概94%的最终选择一孩6%选择二孩，这样全国付诸行动的意愿生育水平大致只有1.06，而实际生育水平比这还要低，已经属于不可忍受不可持续的灾难性极低生育率了。即使允许全面二胎，年龄偏大的非独群体也和单独群体一样恐怕只有极小比例有勇气选择再生育，而成功生下第二孩的同样是少之又少。
综上分析，中国生育率反弹特性总体看已经丧失，虽然全面放开二胎甚至计划生育全面开禁十分必要，但对补偿性婴儿潮不要寄予厚望，放与不放其实都无助于中国跳出“超低生育率陷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