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2日上午，周国平在微博发表言论称：“男人有一千个野心，自以为负有高于自然的许多复杂使命。女人只有一个野心，骨子里总把爱和生儿育女视为人生最重大的事情。一个女人，只要她遵循自己的天性，那么不论她在痴情地恋爱、在愉快地操持家务、在全神贯注地哺育婴儿，都无往而不美。” 尽管这一言论充满了浪漫化的抒情色彩，但其中毫无掩饰的性别区分论，立刻引来了大量网友批判。周国平很快删除了涉及此事的微博，并再度发微博指责回应中充满着“污言秽语”，并称“当然我不认为这些人是今天的新女性”，试图切割指责者和“新女性”。
近年来，每次有男性学者在公开场合发表带有男性中心主义色彩的言论，都总能在公共舆论上掀起不小的波澜。除却那些明显的贬低女性的言论，这些言论中很大一部分都如周国平这般，当事人自认为充满了对女性的善意。例如曾在课堂上称“应取消第一堂课，让女生有时间化妆”的广外中文系教师何光顺，在遭遇批评后依然认为自己的看法并没有问题，并称针对他的批评源于“部分女权主义者以主义和观点在切割复杂的生活和丰富的个体，她们认为抹平女性和男性的差别就是争取女人的权利。”
女性权利的多寡是度量一个社会是否文明进步的主要指标之一；而以何种观念和态度看待女性才可称尊重，是更微妙也更富争议性的话题。澎湃新闻记者就如何看待周国平式言论采访了几位战斗在女权斗争第一线的女性——记者、运动家和女学者，她们异口同声：周国平的性别认识太过时了！
宋少鹏（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周国平的倒塌是一次男性重振男性气质的（失败）尝试
一、周国平这些把女性看为更为“自然”的观念，看似陈腐，实则是非常近代的西方观念。近代，生物人的观念确立之后，人类，作为动物中的一种，开始按性属来划分男性和女性，于是对女性社会角色开始按“性”来定义。女性因其生物性被看成更接近自然的动物，男性则是更理性的动物。于是，女性的“天职”开始依据自然性来分配。所以，开始用现代“科学”知识基础重构男女为横轴的性别秩序。区别于传统儒家性别秩序的父子纵轴的社会秩序。这是近代性别观念的知识源起。
二、把妇女召唤到公共领域，并不是始于中国共产党的妇女解放运动，而是始于梁启超等维新派的近代化运动——国民国家的政治模式、资本主义的经济模式、集人成国/社会的新的社会组织模式，这是“女权”思想进入的源起。换言之，当时寻求变革中国社会的男性精英，希望通过“女权”增强民权，以建设一个强大的国家。不管是维新派还是革命派，男性精英们在社会改造和国家建设中，都希望女性成为女国民，为国家尽国民责任，这是符合他们建设现代国家的蓝图的。
不管是清末民初的女权革命还是集体主义时期的妇女解放运动，都是以妇女参与公共领域为目标，这既有男性精英的动员，也有妇女主动参与的一面。在这个过程中，妇女成为了历史的主体，革命的主体。这对女性的解放是正面的一面。
但是负面的一面是，“大政治”的女权运动是不针对性别关系的，百年女权运动或者说妇女解放运动，因为各种历史契机，一直没有很好地检讨和处理两性关系。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曾经几次涉及，但因抗战等大的历史事件，冲淡了性别革命。可以说，一直没有历史机会处理性别关系。
近几年，青年女权派的兴起，性别议题频出，实则是这一延拓了百年的性别议题的当下反映。受过更好教育、有更强自主意识的女性、更强性别意识的女性，想要在大政治外处理性别政治的问题了。
三、周国平曾是1980年代的启蒙偶像，现在倒塌了。对此我的理解是，80年代曾有希望在大政治外处理性别政治的女权意识，那时对“铁姑娘”式的妇女解放运动的反动，或者说，对于国家主导的妇女解放运动的反思，是80年代新启蒙运动的一部分。对“铁姑娘”的解构、对“女人味”的呼唤，对革命时期“去性化”的批评，成为后革命时代反抗国家主义的武器和手段——用重新的性化、人欲的自然化（自然的欲望是正当的）来抵抗国家主义，不幸的是，当“女性化”和“女人味”服务于反抗国家主义后，“女性化”同时成为男性，包括自由主义男性，重振自己男性气质的手段。消费资本主义更是强化了性化和性别差异，市场社会里的女性的结构性不利更强化了性别等级。
四、毕竟这是有着百年妇女解放运动的中国，妇女有权利出来工作，公共领域中曾经男女都一样的历史记忆，作为一种性别平等意识已深入人心，甚至已经化为一种集体的潜意识。即使重谈女人味、女性角色的男子也会在口头上承认男女平等。对于女性而言，特定历史时期或特定历史时刻为了大政治结盟结束之后，男性主导的性别秩序就会赤裸裸地浮现出来。新启蒙运动也好，还是市场社会对于个人意识和自主意识的培育，也在增强女性的个体独立意识和自由精神。某种程度上，女性化召唤出来的女性身份意识，都使女性对于性别关系更为敏感。另外，独生子女政策、受高等教育的增多、职业女性的增多，中产阶级白领女性的增强，都使这一代女性对于性别关系更为敏感。恰恰是这些历史条件，都在培育和养成新一代女性。她们急迫地想处理不平等的性别关系，她们把女权运动的目标，从曾经的公共领域，还很大程度上移向私人化的性别关系。
不管是周国平们还是新儒家们，这些各家各派的男性精英的陈腐的性别观念在这一段的突然爆发（当然与现在传统文化复兴的语境是有关系的，但这可能只是一个触媒），这些观念从没有消失过，即使在革命年代。但是年轻一代女性们不愿意再容忍了，她们试图展开一场针对男女关系的真正的性别革命，所以，她们对于这一切曾经“习以为常”的观念保持着高度的敏感和反抗。
吕频（女权活动家，女声网主编）：网络团结了女性，让她们不再容易被忽悠
我有朋友看了对周国平的评论后说：看了评论后就放心了，对于周国平这种看似温情脉脉的言论其实有什么问题，女性是看得很清楚的，同时也更勇于发表自己的意见。
如果没有互联网，许多知名人士的真实想法可能不会那么容易暴露，女性也不那么容易集结起来分享彼此的观点，这个事件是一个典型的“网络女权主义”吧。
互联网刚出现时，在公共讨论层面的女性发声很少，女性会有自己的论坛和小组，相对封闭，但也由此发展出有共同声音的团体。如今在微博这样的公共平台上，也会有一致的声音去批评一些男权言论了。这是女性意识和集体黏度的提升。
而周国平这样的发言者，对女性不仅无知，还有一种身在象牙塔之中的傲慢，以为自己可以站在想象中的高台上指点众生。既没认识到自己根本不尊重别人，也没认识到自己想法已经过时了。他二十多年前的想法还敢往外发，或许需要教育他，世界已经不同了。
我觉得网络表达中，污言秽语肯定总是存在的。但在对周国平的评论中，我还真没看到多少，因为“污言秽语”式的表达，本身就不是女性的性别武器。周国平用这个词来抹黑对他的评论，一方面是维持傲慢的策略，另一方面也是自我保护、拒绝接受现实世界的表现。
我们这个年纪的人，都曾经是周国平的读者，他的作品中一直有一种所谓传统男性的“浪漫情怀”：女人要美，男人要欣赏这种美。他的这种知识在当时就是错误的，只是我们没有警觉这一点。我们这一代人性别意识的觉醒，其实和当代年轻人是同步的。互联网让无名的女性也可以表达她们日常生活中那些分散的不满，形成集结，因此新一代的女孩不是那么容易被“权威”灌迷魂汤的，周国平们需要去认识这些新一代的女性。
中国经济发展带来的影响是广泛的，虽然也带来了就业歧视等问题，但市场同时也为女性带来更多的教育机会与职场机会，女性更有愿望去追求独立生活，她们比上一代人更有条件。我认为这是一个女性觉醒的年代，因此也是一个有激烈冲突的年代。那些固守性别特权的“老男人”，甚至还想固守和强化他们的权力，但年轻女性不会答应。接来下我们还会看到更多的辩论，因为有的人进步了，有的人还没有。这个时代是否在进步不好说，但我觉得这个时代确实带来了进步的机会。
赵思乐（85后女权媒体人）：周国平只是把普遍存在的歧视具象为了语言
在我们社会的许多男性既得利益者，比如官员、教师、老板的概念中，女性的身份还是一个被欣赏的情人、一个相夫教子的母亲，或者仅仅是一件过了时段就卖不出去的商品，其职责在于结婚和生育。例如周国平在就在他的微博中为女性设置了三种明确的角色：情人、妻子和母亲，而这三种身份都是依托男性存在的，潜在的逻辑就是如果一个女人的生命中没有男人，那么她就是不美的、无价值的、或者说做了亏本的买卖。
这种父权思维曾经一度是理所当然，或者说是不需要被反思的。周国平在删除了自己的微博后，又发了一条微博称：“（我的言论）竟招来污言秽语的滚滚浊浪，深感惊愕。我当然不认为这些人是今天的新女性，难以想象这支水军是如何集结起来的，丑恶的语言也极其雷同。”对那些批评他的声音持否定和污名化的态度。
周国平有传统的性别歧视观念，对于他那个年龄的人来说是很常见的。但是在他通过网络遭遇了今天的新女性后，他还是继续否认这些新女性的存在，这是他作为一个学者、哲学家所特别让人失望的地方。
我看过那些评论，评论者恰恰就是今天的新女性，她们在评论中不仅没有使用任何的所谓“污言秽语”，反而表现出了非常先进的、符合性别平等的言论——比如女人不需要依靠男人去生活，她们在做一份独立的工作时，同样可以是美的、有价值的，亲密关系和婚姻关系并不成为评判她们的理据。
然而如今的新女性在生活中，还是无时无刻地会感觉到周国平式言论对她们的压迫，比如招生歧视、就业歧视，而且这种歧视往往是隐形的——其背后的心理与逻辑恰恰和周国平一样，认为女人迟早是要回归家庭的。很多男性即使心里是这样想的，他们也不敢表达出来，周国平就自然地成为了众矢之的。女性网友对于周国平言论的反抗，正是在反抗这些歧视，因为他把日常生活中的隐形歧视具象化了。在社会性别平等越来越成为政治正确的时候，很多没有认识到这种变化的、或者有一定地位的男性，依然会公开表达他们的这些观点，由此形成了今天这一场交锋。
很多有地位的男性会认为自己的性别歧视言论是理所应当的，而今天的新女性的意识已经进步到了这样一种程度：女性应该打破性别构建的框架，去追求和男人一样的，被评价体系认可的可能性。女性本身已经变化了，她们是愿意为自己的事业去付出与男性同等的付出的。看到女性的这种诉求，会比轰炸周国平的恶劣言论，有更多的建设性。
之所以会出现这么剧烈的冲突，是因为中国在政治正确上标榜男女平等，同时独身子女政策在损害了女性的利益和控制自己身体的能力的同时，也培育了一大批从小就被教育为能够独立和男性平等竞争的女性。而所谓的位高权重者、或者掌握社会资源的人，从代际来讲，还是上一代的人。他们现在还看不到社会进步之后年轻女性的诉求。
在任何一个社会里，年轻人的诉求一开始都是得不到承认的，他们只有不断去发声，去让上位者看到他们的要求，社会才能够改变。在任何社会中，理解上升世代的诉求都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但是在中国，掌权者和青年人之间沟通的渠道是断裂的。网络表达的发达正是因为年轻人没有其他的渠道去表达和沟通，而他们这些声音得不到传达是危险的，会积累大量的社会不满。不过，在任何一个社会中，女性的声音都是较为被忽视的，这和整体性的父权制传统是有关系的。
李思磐（女权媒体人）：比起只会发评论的周国平，那些有行动力的人更可怕
周国平的言论，是一种看起来比较友善的歧视言论，他文人气较重，试图通过美化、浪漫化、特殊化女性的方式来表达他对于女性的看法。他的言论本身其实并没有太多的分析价值。我觉得更值得重视的是，这些男学者的看似随意的说法，其实造就了女性所面对的学术圈里的不利环境。一个哲学写作者却完全没有兴趣与人进行辩论，这不禁让人怀疑其“哲学畅销书”的本质。性别设置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思维框架，如果一个哲学家对此都缺乏反思，那你觉得他的思想还有任何意义吗？
很多周国平这个年纪的男学者都是这样，周国平在其中算是没有什么行动力的，也就是写写书，发表一些评论来促销新书。早年一些社科学者则通过对思潮、革命的评价来对妇女解放表示反感，他们比周国平这种浪漫化的表达更糟糕。他们认为中国的妇女解放走过头了，女人应该回到家庭去，把就业的位置让给男人。另外还有一些有参政议政渠道的、更有行动力的人，例如一位李姓政协委员就一直在鼓吹设立“中华母亲节”，推进女性社会角色的复古化。
我感觉2000年以前，更多是通过就业政策歧视女性，而如今更多是通过文化保守的倾向歧视女性，所以，“周国平不是一个人”。
(原标题：女权主义者集体发声：批判周国平意味真正性别革命的到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