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某母婴网站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关于二孩的问卷调查，收回有效问卷5.4万份，其中，广州共有6664名妈妈参加调查。据网站《报告》，二孩政策颁布后，全国有25.39%的妈妈已经怀上了二孩，27.48%计划要二孩。在参与调查的广州妈妈中，有32.68%正在计划中，有24.82%广州妈妈已经成功怀上二孩。也有部分妈妈表示，在广州这样的一线城市，养育二孩成本太高，因而不敢生养二孩；此外，一些打定主意要二孩的妈妈则表示，会重新考虑职业规划，为了二孩“转型”变成家庭主妇、全职妈妈。（8月23日南方网）
这个调查得出的结论令人惊讶：全国及广州已经怀上二孩及计划要二孩的妈妈，均已超过半数。这一结论很可能是偏高的，因为特定母婴网站的用户人群，本身就集中于孕妇、打算怀孕者、低龄孩童的母亲。
尽管如此，我们仍可以从这个调查给出的一些结论，得出进一步优化、改进人口政策及相关配套政策的启示。
据调查显示，受访者中的70后妈妈，在二孩政策出台后，有逾六成迅速怀上了二孩，80后和90后妈妈的比重分别是30.21%和17.19%。这项调查的另一个结论是，一些妈妈为了生养二孩，愿意当家庭主妇、全职妈妈。两方面结论结合起来，证明在婚育年龄之内，随着年纪增大，女性在职场中越可能遭遇种种性别歧视、准入障碍，以至于部分女性甘愿为了生养二孩，放弃自己的职业发展。
当下谈论性别歧视问题，无论是学界还是媒体，会更多地关注新参加工作的毕业生特别是女毕业生会否遭遇歧视。但实际上，无论机关还是企业，女性除了面临准入障碍之外，也很难避免形形色色的不公平竞争甚至明显排斥，以至于许多单位的管理、较高等级专业技术岗位上的女性面孔，常常是“点缀”型的。这一做法实际上导致相当多数的女性在走入中年（35-40岁）之后，在职场竞争中就基本放弃了努力——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因为性别歧视导致的竞争结果，反而成为了许多行业女性工作成就不如男性的一个依据。
很显然，从人力资本的培育成本及总的社会效益来看，性别歧视会带来显著的社会损失。如果二孩政策与性别歧视社会现实的相加，会导致大批量的女性职工退出职场，社会损失将更加明显。
有人可能会认为，近年来，大学毕业生面临普遍性的就业困难，生养二孩的女职工退出职场，正好可以腾出岗位来满足毕业生的就业需求。这种看法大错特错，一大批有从业经验并通过长期工作积累了管理、技术、社会关系等方面可观隐性知识的女职工，如果为了生养二孩退出职场，将使得用人单位蒙受严重损失。更何况，如果各行业的用人单位因此形成女职工必然会在工作几年、十几年后退出职场的预期，将必然竭力降低对女职工的培养投入，拒绝为女职工从事中高层次技术和管理岗位提供机会，甚至干脆避免招聘女性职工。
因此，有关部门应当尽快完善对二孩政策的配套措施，包括但不限于，提高生育保险补贴水平（增加部分由政府承担，而不直接加重用人单位和职工的缴费负担），加大学前教育和中小学教育的政府支出以确保供给平价化的教育，探索由基层社区、街道或乡镇党政群团单位提供学龄孩童的免费托管服务。考虑到国内许多地方生育性别选择现象突出，有关部门还应专门设置对于生养女婴、女孩的家庭的教育、医疗和生活补贴，以解决新生人口的性别比例失衡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