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国际关系学界的女性主义流派比较活跃，每年的美国国际研究协会年会上都有大量最新成果呈现出来，包括妇女与可持续发展、妇女和平与安全相关的议题等。而中国学者在引进、评介、吸收西方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研究成果的同时，也致力于挖掘自身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实践资源，在本土的时空背景和特定语境中发现特色，并尝试建构有中国特色的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
将性别作为一种分析方法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李英桃告诉记者，国际关系领域的女性主义以消除理论与实践中的社会性别歧视为宗旨。它不仅关注为女性争取与男性平等的各项权利、揭示女性在国际关系领域的独特经历、将社会性别意识提上各种全球治理机制的议事日程，也关注国际关系发展变化中男女两性之间的互动关系，将性别作为一种分析方法和研究角度，审视和建构国际关系研究中的议题。
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研究员胡传荣认为，男性特质和女性特质已跨出单纯的性别意义，被用以形容社会现象和政治身份，甚至权力与道义、高级政治与低级政治、本国与国际社会等概念也被冠以“男/女”的比喻，产生了对“社会性别”的探讨。
在谈到宗教、民族冲突中妇女的处境和作用时，中山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范若兰说，从性别视角审视宗教、民族冲突，不仅能揭示妇女在冲突中的不幸遭遇，而且可以深入分析其与直接暴力、结构暴力和文化暴力之间的关系，引起人们对该问题的关注，从而寻求铲除暴力、减少冲突、维护妇女权利、促进人类和平发展的有效方法。可见，女性主义国际关系一方面挑战传统国际关系理论，批判其性别盲点和缺陷。用社会性别反观国家以及与国家相联系的权力、安全、战争，暴露其所遵从的男性特征。另一方面，从社会性别视角出发，在权力、安全、战争、和平等国际关系的核心领域，提出女性主义的新理论。
“男性特质”与“女性特质”互容互补
范若兰认为，国际关系主流理论将男人视为冲突的挑起者、参加者和终结者，妇女被定义为身份单一的“受害者”和无力参与的“局外人”，加剧了性别刻板印象。其实，妇女在一场冲突中的角色具有多元性，她们不仅是受害者，也可能是冲突支持者、参与者，或是反战的和平维护者。更需要指出的是，冲突大都具有排他性的、刚性的、不妥协的“男性特质”，这会使其更激烈、持久、不易解决。要有效解决冲突，可以引入合作、协商的“女性特质”。
胡传荣认为，女性主义为“女性特质”正名并非是要以其取代“男性特质”，而是看到它们中的任何一方都无法解决复杂的国际关系问题，因此，消除“男性特质”与“女性特质”的人为划分，使双方相互联结，互容互补，并在此过程中推动国际关系学理论与实践的完善是女性主义学者努力的方向。
从近年来国内女性主义学者所关注的领域可看出对于“低级政治”议题的关注。李英桃举例说，《女性主义和平学》讨论了妇女为促进和平的努力、社会性别与发展、环境保护与公共健康等问题；“性别平等与可持续发展是一个有机整体”的论断体现了对性别平等事业的关注；《暴力冲突中的妇女：一个性别视角的分析》中对宗教、民族冲突中妇女境况的关注，等等。
在本土情景中挖掘实践资源
中国女性主义学者一方面吸收西方研究成果，另一方面立足于国情，探究社会性别分析视角与中国女性具体处境的“关系性”，在主张性别平等的同时，强调国与国之间相互尊重、和谐共处，为建构有中国特色的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进行了有益探索。
胡传荣认为，中国学者倾向于从第三世界女性主义立场出发，结合近代以来遭遇侵略和奴役的历史及发展中国家的身份，剖析国家与国际社会的关系，国际社会中的第三世界女性以及近代以来中国女性在反抗外来侵略、争取民族独立、推动国家实现和平发展、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中的经历，重视妥善处理国家安全与公民个人安康之间的关系。
中国学者还立足于全球治理实践，将环境保护议题纳入女性主义和平学研究之中。中国促进性别平等的实践，也是全球范围内实现性别平等努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李英桃表示，过去15年，中国实施千年发展目标，推动性别平等的艰苦努力取得了丰硕成果，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以“春蕾计划”、“母亲水窖”、“女大学生创业导师”与“巾帼建功”等活动为代表的成功案例不仅惠及中国性别平等事业，也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借鉴。
李英桃认为，中国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研究，需要继续深入挖掘近代以来中国妇女参与国际关系的历史实践及其所发挥的作用、党领导下的妇女运动在国际舞台上的丰富历史实践等，同时也要结合好中国实践，为解决世界性问题提供思路和办法，体现原创性和时代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