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8日，世界经济论坛发布《2018全球性别差距报告》（以下简称报告）。全球性别差距评价指数由经济参与、教育、健康与生存和政治权能四个方面的综合指数组成。报告显示，中国在女性参与政治方面取得显著进步，担任高级白领职位方面的性别差距也进一步缩小。同时，中国在专业技术职位和高等教育方面实现了性别平等，表明中国女性进入白领职场的前景乐观。但中国在出生性别比以及教育和健康与生存方面影响了中国排名。
报告一经发布便在网上引起广泛关注。当网友们围绕“2018年全球男女平等排名”等话题热议时，还有一些声音则就世界经济论坛选择的指标和指数的综合方法、报告是否能真实客观地反映中国性别平等差距等关键问题提出质疑。
教科文组织实习职员：全球性别差距报告把中国的教育数据算错了
12月19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曼谷办事处的实习职员、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2014级本科毕业生刘承昊，通过自己的公众号发表《全球性别差距报告把中国的教育数据算错了，一错错了三年！》一文，指出这份报告使用的数据来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所（UIS），但这些数据采集却是有误的。
如世界经济论坛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的女生中等教育入学率仅为47.1%，男生为52.9%。这项会让他国误解“我国中学阶段两个孩子中就有一个失学”的数据究竟从何而来？刘承昊解释道，由于“中学净入学率”这一指标并不在中国的教育统计口径内，并未上报UIS，这一项应当空白。但世界经济论坛却在未做任何公开声明的前提下使用了替代指标——女学生占中学学生的比例。然而基于中国的出生性别比可能导致同龄男性多于女性，因此“同一教育阶段的男生比女生多不代表女生没有获得平等的教育机会。”且“上述的‘中学净入学率’的变量替换法，最早可以追溯到2016年报告，这样的错误可能已持续3年。”
此外，“根据UIS最近的2013年数据显示，当年中国女生总入学率为95.03%，男生总入学率为94.23%，女生领先。”刘承昊补充道。
采访中，刘承昊告诉中国妇女报·中国女网记者，基于工作关系，最近他经手了大量亚太地区的教育数据特别是中国方面的数据，这些教科文组织采集到的权威数据显示：“中国在‘男童女童享受同样的教育机会’这件事情上做得很好。”
通过查阅UNESCO最新公开的性别平等指数（Gender Parity Index，简称GPI），记者发现，对比全球在中学（初高中）教育阶段的性别比，中国在促进性别平等方面确实卓有成效。
据了解，这份指数数值在0-2之间，计算方法为女性数据÷男性数据=女/男比，如数值在1以下表明男童优势，1以上则表明女童优势。可以看到，中国自1976年初次报数据（0.68306）以来，数值逐年增长，并于2007年跨过1，截至2013年的数值为1.01818。同时，此次报告中排名位列第一的冰岛，2016年这一数据为1.03948，与中国差距并不大。而一直被视为标杆的美国，2013年这一数值为1.00249，2016年的数据则下降到0.99416。“这些数据足以证明，在初高中教育阶段，中国女性优势明显。”刘承昊表示。
“出生性别比并不能有效反映性别平等状况”
基于中国的出生性别比而导致排名可能出现误差的，并非只有教育领域。针对排名在被调查的149个经济体中倒数第一的健康领域，报告表明，健康与生存的性别差距指数应用了两个指标，即出生性别比和健康预期寿命的女男比值。
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郑真真在接受采访时指出，这两个指标的理论依据和现实有效性均值得商榷。
“由于几乎所有国家的女性健康预期寿命都高于男性（除了科威特、不丹和巴林），这个指标对变化基本不起作用。”郑真真表示，“健康预期寿命的方向性很差，并不是男女差距越大越好，在全球女性健康预期寿命普遍高于男性的情况下，这个指标缺乏对男女平等的评价意义。”
出生性别比在计算指数时权重占0.693，因此健康与生存指数的差别主要取决于出生性别比。“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出生性别比偏高的国家都在健康与生存指数上排名靠后（如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印度、越南等）。”郑真真进一步指出，“出生性别比都是出现在生育率较低的地区（生育数量的挤压是条件之一），而在生育率高于更替水平的地区，即使存在性别偏好和生男需求，出生性别比也并不一定会升高，因为可以通过多生孩子满足需求，因而这个指标并不能有效地反映性别平等状况。”
相比之下，“有些国际组织用孕产死亡率作为反映男女平等的健康指标，这个指标具有明确的方向（即孕产死亡越低越好），而且对女性特有的健康问题具有针对性。”郑真真表示。
“中国要参与全球性别平等指标体系的设计工作”
对于最新出炉的报告，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富布赖特学者李英桃在采访中表示，“性别统计是监测性别平等目标进展的有益工具，其重要功能就在通过统计、比较、找差距，然后更好地为实现性别平等做出更大努力。”但在现有指标体系中，选取哪年的数据、如何选取数据、怎么算，会直接影响到统计结果。统计过程中可能出现错误，也可能会受到某些政治因素的影响。”
其实，《全球性别差距报告》只是众多统计指标体系中的一种。据李英桃介绍，在衡量全球性别平等方面，目前国际社会有多套指标体系。例如，从1995年起，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布的《人类发展报告》增加了性别发展指数（Gender development index，简称GDI）和性别权力指数（Gender empowerment measure，简称GEM）。同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UNESCO) 提出性别平等指数（Gender Parity Index，简称GPI）。2010年，《人类发展报告》引入了性别不平等指数（Gender Inequality Index，简称GII）代替性别权力指数。2009 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 发展中心提出社会制度和性别指数，测量社会制度（如正式与非正式的法律、社会规范及习俗等）对女性歧视的社会制度和性别指数(Social Institution and Gender Index，简称SIGI)。另外，已经到期的千年发展目标、正在落实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也都有自己的评价指标体系。
2006年起，世界经济论坛开始发布《全球性别差距报告》，这套指标体系在国内影响较大，但排名结果也让很多人产生困惑：为什么中国的排名与中国女性对自身地位的实际感受很不一样？
事实上，“中国在这几套评价体系中的排名非常不同。”李英桃举例道：“例如，在《人类发展报告》性别不平等指数中的中国排名就一直保持在40名之内，位次远高于中国的人类发展指数。其指标主要包括：孕产妇死亡率、未成年人生育率、国家议会中的女性席位比例、接受过中等教育的性别比率、劳动力市场参与度性别比等。”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一直致力于实现男女平等，尽管已经取得一些成绩，但仍面临很大挑战。”李英桃认为，抛开错漏等因素，提升中国在全球性别差距体系中的排名的有效途径，就是“在政治、经济等领域切实赋权妇女，进一步提高妇女参与政治经济决策水平，并在各个领域全面贯彻男女平等基本国策，扎实促进性别平等。”
她进一步指出，要在国内强化性别统计，为全球性别统计指标体系提供高质量、具有国际可比性的数据。同时培养具有全球视野的中国的性别统计专家，使其有机会参与全球性别平等指标体系的设计工作。她希望，“在未来能够更全面综合反映各国性别平等状况的指标体系制定工作中，中国做出更大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