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国家庭转变：理论前沿与实践经验”学术研讨会（云会议）顺利召开，会议由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和中国人口学会婚姻家庭专业委员会举办。与会者围绕社会变迁中家庭的转变、转型期家庭的形式与功能、转型期的婚育行为、中国家庭转变的未来展望等展开讨论。
社会变迁中的家庭转变
作为人类社会的基本组织形式，家庭的形式与功能不断变化。
南开大学讲座教授、中国社科院王跃生研究员分析了血亲代际关系与姻亲代际关系及其演变。他认为，中国当代民众血亲、姻亲代际功能关系受到法律和民间惯习双重制度的作用，表现为：乡土社会男系传承下血亲、姻亲代际关系一体化依然保持；有子有女之家，多为男娶女嫁，代际功能关系以男方血亲为主，兼顾女方血亲；而城市独生子女婚后代际关系履行基本形成以各自血亲为主、配偶从旁协助的格局。
北京大学社会研究中心主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系谢宇教授总结了第二次人口转变涉及的初婚年龄、婚前性行为、非婚同居、离婚行为、单亲家庭子女数等指标，提出中国的家庭变迁存在着传统中国文化的传承，例如较少非婚生育、普遍渴望婚姻，以及基于文化规范的向上婚姻传统。随着时间的推移，婚姻越来越与社会地位联系在一起，也越来越难以实现，尤其是对地位较低的男性而言。
技术进步与家庭变迁紧密相关。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杨菊华教授分析了人类自石器时代到信息时代以来的技术进步历程，以及在这一过程中家庭的形成与变化，认为互联网的出现是信息传播方式的革命，它重构了社会结构，也改变了家庭的生产方式与生活模式，进一步削弱了男性信息的垄断，性别的“知识鸿沟”减小，也对社会分工、家务分工与决策、婚姻稳定性带来一定影响。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许琪副教授的研究发现，生育对男性的工资收入有微弱的积极影响，而对女性的工资收入却有非常显著的负面影响。他认为，市场部门的扩大是导致生育对女性的工资惩罚随时间快速上升的重要因素，生育率持续走低可能是生育对男性的工资溢价逐渐消失与对女性的工资惩罚不断增强的结果。
转型期的代际互动
伴随家庭转型，家庭内代际关系也呈现新的变化。
复旦大学人口与发展政策研究中心胡湛教授比较了空巢与非空巢老人、以及不同类型空巢家庭之间的异同，认为“空巢”现象实质上是我国人口结构转变、家庭及居住模式变迁的客观反映，相当多的“空巢”现象的产生伴随着家庭功能的延伸，因此不能简单将“空巢老人”与传统观念中的老年弱势群体等同。
当前青年人有向孝道回归的趋势。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刘汶蓉副研究员认为当前中国家庭的亲权和孝道回归，体现了社会转型和独生子女家庭结构下，追求代际团结和家庭发展的努力。对于身处个体化进程之中的青年人来说，回归亲权和孝道既是亲密惯习的作用结果，也是成年道路上的自我认同建构。
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钟晓慧副研究员调查发现，无论独生子女家庭还是非独生子女家庭，（外）祖母在儿童照料中的作用明显提高，祖母告别隔代抚养会削弱家庭的儿童照顾能力和育龄夫妻的生育意愿，中国祖母参与照料孙辈的付出应该得到社会认可和家庭政策支持。
北京工业大学文法学部杨桂宏教授关注家庭代际支持对农村老年人就医行为的影响分析。研究发现：老人就医在能够自付的情况下不依赖子女，但子女数量对老人就医行为产生积极影响；女儿数量越多，老年人生病及时门诊的可能性越大；儿子数量越多，老年人在需住院时能够住院的可能性越大。其研究对代际支持相关的群体合作理论和经济供给填补理论形成回应。
转型期婚育行为
围绕转型期多样化的婚育行为，与会者讨论了其表现形式及内涵。
西安交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靳小怡教授基于城乡视角，探讨婚姻匹配对初婚年龄的影响。研究发现，我国初婚年龄持续上升，且始终保持着2岁的城乡差异，城市男性“晚婚”比例较高；婚姻匹配（年龄、户籍、教育）与婚姻市场（婚姻支付能力、地理通婚圈）对初婚年龄有重要影响。她提出，初婚年龄的推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
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任远教授和其博士研究生郝立报告了他们的合作研究，发现人口流动会增加人口的婚前同居行为。人口流动对婚前同居的影响会因社会规范的强弱、社会阶层的高低、婚姻圈的扩展等因素发生变化。人口流动对婚前同居的影响女性比男性更加显著，在较晚出生世代的青年群体中表现得更为明显。
深圳大学法学院社会学系唐咏副教授探讨了减负与教育分层背景下的焦虑母职现象，认为母职焦虑追根溯源来自于女性对教育妈妈的身份认同；焦虑母职无法脱离教育公平与教育分层这对矛盾共同体的怪圈；并提出，教育与公平应适时再度提上政府议程。
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博士研究生于志强探讨了转型时期中国青年的同居亲密关系实践。他认为，当前青年的同居可划分为爱情主义、工具主义、婚姻主义三类，个体化水平与婚姻观念是影响和推动同居亲密关系实践选择与流变的重要因素。青年同居一方面体现出“我的同居我做主”的特征，但同时又发挥工具性功能，并受到家庭主义政治正确的掣肘。
家庭转变之趋势与前景
在梳理家庭变迁的基础上，与会者对中国家庭转变的趋势和前景进行了展望。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宋健教授指出，家庭转变可借鉴人口转变分析思路，通过对家庭结构、家庭关系、家庭功能这三项基本要素的分析，观察家庭的总体变化，以及应当在整体方向趋同的前提下，允许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家庭转变模式存在差异性。通过观察现代化背景下中国家庭的转变实践，研究中应关注中国家庭的哪些变迁可以称之为转变，转变过程中的各部分要素如何相互作用，以及不同区域与阶段间存在着哪些异同等问题。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吴帆教授从新冠疫情期间“劝长辈戴口罩难”的现象切入，提出风险感知是否存在代际差异，信息是否在家庭中传导、如何传导，以及如何从风险感知的家庭传导理解中国家庭代际关系的福利效应等问题。她认为，在风险感知本身的异质性上，由于时间节点或感知对象的不同，风险感知水平存在差异。在家庭的代际支持中，信息支持也起到了愈加重要的作用。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人口学教研室主任李婷副教授研究发现，中国三代直系家庭在占比上总体呈现北低南高的态势。她认为，社会经济发展与人口迁移是塑造我国家庭结构的主导因素，前者在华南、后者在华北的总体空间格局特征明显。由不同因素导致的家庭结构在区域上的异质性，本质上都是家庭结构安排对家庭外部环境适应性的体现。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