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掌握家庭财权”已成为一种流行的网络文化。某理财平台热议话题“婚后，夫妻俩谁更适合掌握财政大权”吸引了8万多名参与者，其中，66%的人投票给了妻子，34%的人投给了丈夫。但女性在家庭经济决策中的实际权力未必与此相符。 图片来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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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她经济”崛起，女性在家庭消费决策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并演化出“女性独揽家庭财权”“女性家庭地位高于男性”的网络文化。本文作者分析认为，家庭经济决策中，夫妻平权趋势显现，却不意味着女性“独揽”财权；在男外女内的家庭性别分工依然存在的情况下，男性在向女性“上交钱包”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卸了其家庭责任，这种善意的性别歧视，遮蔽了女性在公领域中所面对的挑战。
尽管受疫情影响，全球范围内经济增长趋缓。但在刚刚过去的年中大促“618”网购节中，各网络电商平台依然创下了骄人战绩：天猫“618”累计下单金额为6982亿元，京东“618”累计下单金额达2692亿元，均创下历史纪录。在如火如荼的网购热潮中，女性购买力再度受到关注。当下，“女性掌握家庭钱包、主导家庭购买力”的观念成为一种流行文化，并由此演化出“女性地位远高于男性”的表象。那么，女性真的“独揽”家庭财政大权吗？男性“上交钱包”，意味着女性拥有高于男性的家庭地位吗？
家庭决策呈现夫妻平权趋势，但并非女性“独揽”财权
当下，女性力量崛起已经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事实。女性受教育程度、女性就业率、女性创业人数都有显著提升。据国家统计局2019年12月发布的2018年《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11—2020年）》统计监测报告：2018年，中国义务教育阶段性别差距基本消除，高中阶段教育女生占全部在校生的47.4%，高等教育阶段女生毛入学率为48.1%，高等教育在校生中女研究生占全部研究生的49.6%，女性受教育状况取得长足进步；在就业方面，全社会就业人员中女性占比超过四成。
女性受教育水平、就业水平的提升，促进了女性家庭决策权的上升。研究发现，夫妻共同决策趋势显现，预示着家庭内性别权力的平等化。比如，薛琪薪、章志敏对农村流动家庭性别意识现代化的研究显示，在家庭决策权的分配上， 农村家庭中呈现出以夫妻共同决定为主的模式；张会平、聂晶、曾洁雯等对北京市区 752位已婚女性和郊区 1088 位已婚女性的调查也发现：共同管理是我国城市家庭使用最多的管钱方式，占所调查家庭的53%。
尽管女性家庭决策权有所上升，但并非如商业话语中所强调的——“女性已独揽家庭财权”。社会生活中，婚后或在建立稳固的亲密关系后，由男方向女方“上交钱包”的流行现象，也不能成为女性“独揽”家庭财权的证据。
第一，女性拥有的家庭财产并不多于男性。尽管女性掌握家庭日常开支的份额较大，但女性拥有家庭财产的份额并不比男性多。根据第三次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的数据，女性有房产（含夫妻联名）的比例为37.9%，男性为67.1%；已婚女性中自己名下有房产的比例为13.2%，男性为51.7%；女性拥有机动车的比例为12.6%，男性为35.6%；女性名下有存款的比例为58.5%，男性为67.4%。性别差异明显，女性拥有房产、机动车等重要财产的比例低于男性。
第二，在家庭财产管理方面，女性“独揽”家庭财政大权的比例并不如想象中高。如张会平、聂晶等人对北京市区752位已婚女性和郊区1088位已婚女性调查所揭示，共同管理家庭财产是我国城市家庭使用最多的管钱方式，占所调查家庭的53%，这预示这家庭财权管理中的夫妻平权趋势，但并不意味着妻子在“独揽”财权，由妻子独自管理家庭财权的比例仅为20.2%。此外，薛琪薪、章志敏对农村家庭决策的考察，在发现农村家庭中呈现出以夫妻共同决定为主的模式之外，也显示出，相比于女性，男性仍在关乎家庭生存和财产管理的事物上拥有较多的话语权。
第三，女性在公领域社会劳动中面对的性别薪资差距、职业晋升的性别障碍及女性依然承担着多于男性的家务劳动等，影响女性收入，也会削弱女性的家庭决策权。如上所述，女性权力、地位崛起是一个明显趋势，但当下，职场性别收入差距依然存在、女性花费在无酬家务照料劳动中的时间依然多于男性，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都影响了女性的收入。根据马克思主义观点，“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当女性在收入方面低于男性时，很难说其能够获得超越男性的权力。
“老婆管钱”与善意的性别歧视
综上所述，整体层面看，女性并不像流行文化中所宣传的那样，已经“独揽”家庭财政大权。但，现实生活中的确存在男性向女性“上交钱包”，由女性掌握家庭收支的情况，女性也因此常被认为是“爱管钱”。
实际上，与“女性独揽家庭财权”的表象不同，“女性爱管钱”其实是传统性别分工中，男性主外，作为“养家者”；女性主内，作为家务承担者的一种延伸。传统社会中，家庭本身作为一个基本的生产和生活单位，可以实现自给自足，男性“养家者”享有家庭中至高无上的权力，也对家庭财产有绝对的支配权，甚至包括女性的“嫁妆”都由男性支配；但现代社会随着家庭功能的逐渐分化，很多私领域的家庭事务难以在家庭内完成，需要进行购买，男性所“上交”给女性的钱，其实还是支持女性完成其“主内”的任务分工。男性在“上交钱包”的同时，也推卸了部分其应当履行的家庭义务。
男性“上交钱包”给女性，看似是一种“关心”和“照顾”，但在这种关心与照顾背后，女性获得自身能力发展、在公领域获得平等竞争机会与选择的自由却被轻而易举地剥夺了。这种“关心”和“照顾”更像是披着浪漫面纱的“温和而善意”的歧视，代表着男性在面对比自己弱势、比自己社会地位低的女性时，所采取的一种家长式的态度。正如美国学者保罗·布莱斯特所提出的，“由于浪漫的爱情和家庭关系，公然的鄙视和蔑视并未成为男人对待女人最核心的态度。相反，男人更可能以家长的态度对待女人。另外，男人可能会说，女人实际上才是真正的主人，而男人只是她们忠实的仆人，或者，换句话说，女人的生命受到的呵护远大于男人。这一虚假的骑士精神其实是女人经济上依附于男人的另一面。”
女性力量崛起、“她经济”越来越受到关注，这为女性家庭决策权提升奠定了基础，当下，家庭决策中夫妻平权也成为一种趋势，但“女性独揽财政大权”“女性拥有高于男性的家庭地位”却不过是一种表象。在男外女内的家庭性别分工依然存在的情况下，男性向女性“上交钱包”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卸了其家庭责任，这种善意的性别歧视，遮蔽了女性在公领域中所面对的职业性别歧视、家务劳动社会保障水平尚不充分等挑战。
